勾當。
達林知道我素不贊同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向我說了上麵這些話，可是我的答覆也許
使他頗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隻要看看汪麵上停泊的那些外國軍艦，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對象還是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現在都不能談工農蘇維埃政
權。我不贊成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捲入國民黨的內部糾紛，也不贊成拿著國民黨的招牌去反
蔣；卻主張兩黨黨外合作，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爭取民族獨立，和經由國民會議，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民主革命的發展中，增強工農勢力，才能談得到土地革命與
社會革命。達林聽了我這些話，似很失望的向我說：“那你還是一個革命的階段論者！”我當
時沒有否認這種說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但無論如何，中共留在國民黨
內總是不合理的，這已經成了中共的桎梏。
達林這種言論，毫無疑義是將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反應到
中國來了。他還告訴我：“在武漢的俄國顧問中，也有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他也說到他們
俄國人中，也曾為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而爭辯過。後來，任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托洛茨基的主
張雖為中共多數領導人所不贊同，但其暗影卻是我們間意見紛歧的一個因素。
魯易的光臨武漢，使中共的各種會議流於冗長的理論的辯論。他是偕同譚平山約於二月
底抵達武漢的，他參加共產國際最早，是一顆久負盛譽的“亞洲明星”，他的出來指導實際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為最重要，最初也受著當時在武漢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長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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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於理論的檢討，有時使人覺得他是在背誦他讀得爛熟的教條。
在我看來，魯易的見解是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兩種不同主張的混合體。他贊成鞏固武漢左
派政權，支持中共黨員參加武漢政府，這是與史達林的見解相符合的。他特別重視資產階級
的革命性，對象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寄予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過這
些人來實現。至於唐生智這樣的軍人，則被他視為封建的軍閥，不應屬於國民黨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階段論的約束，強調加深革命，主張將農民運動推向土地革命。這種觀點顯然係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論。他的加深革命的詳細內涵，雖未清楚的說明過，但卻沒有說到要將中
國革命推到蘇維埃的軌道上去。
魯易這些見解與鮑羅庭的作法是相衝突的，因而他們相互間一直是沒有止境的爭論著，
鮑羅庭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的對比，策劃具體措施，以爭
取勝利為目標，魯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
得失。他們兩人並無統屬的關係，魯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
庭則有史達林和蘇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過鮑羅庭究已久任國民黨的顧
問，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魯易作無休止的辯難。
莫斯科領導的混亂和史達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在在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
部的意見紛歧糾纏在一起。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來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陳獨秀領導的主張，當時雖沒有見諸行動，
但確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誌們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遷來武漢的過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較早到達的。在“四一二”後的幾天（陳先生尚未到達），由於瞿秋白的主動，約集魯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談話時，瞿秋白曾以憤怒的語氣，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同誌們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嚴重打擊，廣東同誌們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贊成，這些都是喪失了中央領導威信
的嚴重危機。但這種危機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蓋了，莫斯科因而無法知道詳情，
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隻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麽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
達林知道我素不贊同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向我說了上麵這些話，可是我的答覆也許
使他頗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隻要看看汪麵上停泊的那些外國軍艦，
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對象還是帝國主義，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現在都不能談工農蘇維埃政
權。我不贊成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捲入國民黨的內部糾紛，也不贊成拿著國民黨的招牌去反
蔣；卻主張兩黨黨外合作，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爭取民族獨立，和經由國民會議，
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民主革命的發展中，增強工農勢力，才能談得到土地革命與
社會革命。達林聽了我這些話，似很失望的向我說：“那你還是一個革命的階段論者！”我當
時沒有否認這種說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但無論如何，中共留在國民黨
內總是不合理的，這已經成了中共的桎梏。
達林這種言論，毫無疑義是將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關於中國問題的爭論，反應到
中國來了。他還告訴我：“在武漢的俄國顧問中，也有人贊成托洛茨基主張。”他也說到他們
俄國人中，也曾為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而爭辯過。後來，任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托洛茨基的主
張雖為中共多數領導人所不贊同，但其暗影卻是我們間意見紛歧的一個因素。
魯易的光臨武漢，使中共的各種會議流於冗長的理論的辯論。他是偕同譚平山約於二月
底抵達武漢的，他參加共產國際最早，是一顆久負盛譽的“亞洲明星”，他的出來指導實際政
治恐怕是以此次為最重要，最初也受著當時在武漢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長隻是
8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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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於理論的檢討，有時使人覺得他是在背誦他讀得爛熟的教條。
在我看來，魯易的見解是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兩種不同主張的混合體。他贊成鞏固武漢左
派政權，支持中共黨員參加武漢政府，這是與史達林的見解相符合的。他特別重視資產階級
的革命性，對象汪精衛這樣的國民黨左派人物，寄予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過這
些人來實現。至於唐生智這樣的軍人，則被他視為封建的軍閥，不應屬於國民黨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階段論的約束，強調加深革命，主張將農民運動推向土地革命。這種觀點顯然係
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論。他的加深革命的詳細內涵，雖未清楚的說明過，但卻沒有說到要將中
國革命推到蘇維埃的軌道上去。
魯易這些見解與鮑羅庭的作法是相衝突的，因而他們相互間一直是沒有止境的爭論著，
鮑羅庭從實際政治的觀點出發，注重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力量的對比，策劃具體措施，以爭
取勝利為目標，魯易則從理論的分析出發，往往著重於原則上應否這樣做，似不多計較實際
得失。他們兩人並無統屬的關係，魯易是共產國際的執委，那時任駐中國的最高代表，鮑羅
庭則有史達林和蘇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過鮑羅庭究已久任國民黨的顧
問，駕輕就熟，是易於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許多時間與魯易作無休止的辯難。
莫斯科領導的混亂和史達林、托洛茨基意見的衝突，在在影響到武漢，而且也與中共內
部的意見紛歧糾纏在一起。失敗往往又會助長內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後，中共中央的
分歧，就更形激化起來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陳獨秀領導的主張，當時雖沒有見諸行動，
但確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誌們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遷來武漢的過程中，瞿秋白和威金
斯基是較早到達的。在“四一二”後的幾天（陳先生尚未到達），由於瞿秋白的主動，約集魯
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過一次重要的會談。談話時，瞿秋白曾以憤怒的語氣，表示中共中
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同誌們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嚴重打擊，廣東同誌們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贊成，這些都是喪失了中央領導威信
的嚴重危機。但這種危機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蓋了，莫斯科因而無法知道詳情，
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隻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麽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