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據董顯光著《蔣總統傳》（上冊，第九十頁，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四十一年初版）說，
蔣抵上海後，商人與銀行家多願支持清共，一個三百萬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蔣的迫切需要。
9關於上海工人三次暴動的詳情，可參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義》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義》、《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三文，載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
動》，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10汪精衛抵港後與蔣、吳、李、蔡等協商情形，汪精衛在廣州中山大學所作《武漢分共的經過》的講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當詳細的敘述，可供參考，原講詞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貢獻
旬刊》第一期第三頁至第十三頁。
11上海清黨時蔣突令其親信劉峙繼薛嶽任第一師師長。
12“四?一二”收繳工人武裝及翌日屠殺工人的經過，上海總工會將經過實情，彙編了《四?一二大屠
殺紀實》一文（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九一頁至第五三三頁），可以參閱。
13陳立夫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在一次會議上追述清黨的一幕。他說到清黨時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誰是
共產黨，誰又不是共產黨，他的辦法是在各地召集國民黨大會，要左傾的站在左邊，其餘的站在右邊，然後
要他們相互打起來，這樣站左邊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陳立夫的這些話當係事實。但當時站在左邊的不一
定是中共黨員，站在右邊的也不一定沒有左傾分子。還有不少徘徊於左右之間，紅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農民運動
武漢時期，中共在農村中的活動，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農民鬥爭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勢為最猛烈。中共因為缺乏這一方麵的知識和經驗，在發動之初，領導的步驟頗不一致，
運動開展以後，也無力予以控製。因而農民運動，竟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證券的一
78／185
----------------------- page 230-----------------------
《我的回憶》第二冊
個主要因素。
中共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點，並不在農民鬥爭應採取激進或緩進方式的問題，而是
農民運動發動後如何維繫國共合作的問題。如果中共堅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別是
要維持反蔣陣線，支持武漢左派政府，就應該將農民鬥爭，局限在組成武漢陣營的主要勢力
所容許的範圍以內。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中共就應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一樣，建立工農蘇維
埃政權。當時共方—從莫斯科到中共各級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大都支持前者。不過有
的主張糾正這一運動的過激行動，以維繫武漢的陣營；有的認為不算過激，對國共合作不會
有重大的妨礙。
所謂農民運動過激，本是指農民運動發生了左傾的蠻幹行為而言的，可是當時這個名詞
的含義相當複雜。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對者有意誇大其詞；其實，這些“過激”行動也包括
了農民的正當要求在內，根本不能說是過激行動；不過，在實行上亦確有過左偏差傾向。又
由於農民的狹隘意識所引致的不應有或者可以避免的舉動，當時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將這
些事態嚴格的分別出來，一一予以具體解決。當時中共在武漢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時調整這一運動，因為不少中共同誌覺得農政部長雖由共產黨員擔任，但政權還是國民黨的，
我們並不要以在朝的身份來約束群眾的行動，可是中共的整個政策，又使自己的命運與武漢
政府休戚相關，如果這一運動使武漢政府蒙受不利的影響，同樣也就打擊了中共。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雖然認為農民運動的過激行為是應當予以糾正的；但一直以能組織
這樣廣大的農民群眾而自傲。我們大致有這樣的一種錯覺，以為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民鬥爭
發展起來了，中共的勢力就可以深植在各個鄉村的基礎上，既具有不易摧毀的力量，又可以
進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實，這是不對的。農民勢力要能穩固，土地問題要獲得解決，最
主要的還是要有擁護農民利益的政權為之保障。至少也要農民的組織極為堅強，有足夠的武
裝力量為後盾，才能逼使政府當局向農民的要求讓步。否則捨本逐末，徒具轟轟烈烈的形勢
的農民運動，終歸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較之中國歷史上所發生過的農民暴動自然遠為進步。過去的農
民暴動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幫會等等落後意識的影響，往往為野心家所利用，來實現他
們的成王敗寇的個人抱負。中共則受著共產黨國際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這種理論的影響，
並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組織辦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傳統，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奪取政權，卻也具有真正改良農民生活的堅強意識。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是中
蔣抵上海後，商人與銀行家多願支持清共，一個三百萬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蔣的迫切需要。
9關於上海工人三次暴動的詳情，可參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義》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
起義》、《上海工人第三次起義》三文，載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
動》，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10汪精衛抵港後與蔣、吳、李、蔡等協商情形，汪精衛在廣州中山大學所作《武漢分共的經過》的講演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當詳細的敘述，可供參考，原講詞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貢獻
旬刊》第一期第三頁至第十三頁。
11上海清黨時蔣突令其親信劉峙繼薛嶽任第一師師長。
12“四?一二”收繳工人武裝及翌日屠殺工人的經過，上海總工會將經過實情，彙編了《四?一二大屠
殺紀實》一文（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第四九一頁至第五三三頁），可以參閱。
13陳立夫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在一次會議上追述清黨的一幕。他說到清黨時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誰是
共產黨，誰又不是共產黨，他的辦法是在各地召集國民黨大會，要左傾的站在左邊，其餘的站在右邊，然後
要他們相互打起來，這樣站左邊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陳立夫的這些話當係事實。但當時站在左邊的不一
定是中共黨員，站在右邊的也不一定沒有左傾分子。還有不少徘徊於左右之間，紅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農民運動
武漢時期，中共在農村中的活動，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農民鬥爭的烈火，其中以湖南
的火勢為最猛烈。中共因為缺乏這一方麵的知識和經驗，在發動之初，領導的步驟頗不一致，
運動開展以後，也無力予以控製。因而農民運動，竟成了摧毀國共合作，瓦解武漢證券的一
78／185
----------------------- page 230-----------------------
《我的回憶》第二冊
個主要因素。
中共內部在這個問題上的爭論點，並不在農民鬥爭應採取激進或緩進方式的問題，而是
農民運動發動後如何維繫國共合作的問題。如果中共堅持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別是
要維持反蔣陣線，支持武漢左派政府，就應該將農民鬥爭，局限在組成武漢陣營的主要勢力
所容許的範圍以內。如果超過這個限度，中共就應如托洛茨基所主張的一樣，建立工農蘇維
埃政權。當時共方—從莫斯科到中共各級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大都支持前者。不過有
的主張糾正這一運動的過激行動，以維繫武漢的陣營；有的認為不算過激，對國共合作不會
有重大的妨礙。
所謂農民運動過激，本是指農民運動發生了左傾的蠻幹行為而言的，可是當時這個名詞
的含義相當複雜。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對者有意誇大其詞；其實，這些“過激”行動也包括
了農民的正當要求在內，根本不能說是過激行動；不過，在實行上亦確有過左偏差傾向。又
由於農民的狹隘意識所引致的不應有或者可以避免的舉動，當時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將這
些事態嚴格的分別出來，一一予以具體解決。當時中共在武漢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
時調整這一運動，因為不少中共同誌覺得農政部長雖由共產黨員擔任，但政權還是國民黨的，
我們並不要以在朝的身份來約束群眾的行動，可是中共的整個政策，又使自己的命運與武漢
政府休戚相關，如果這一運動使武漢政府蒙受不利的影響，同樣也就打擊了中共。
大多數中共領導人，雖然認為農民運動的過激行為是應當予以糾正的；但一直以能組織
這樣廣大的農民群眾而自傲。我們大致有這樣的一種錯覺，以為農民組織起來了，農民鬥爭
發展起來了，中共的勢力就可以深植在各個鄉村的基礎上，既具有不易摧毀的力量，又可以
進而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其實，這是不對的。農民勢力要能穩固，土地問題要獲得解決，最
主要的還是要有擁護農民利益的政權為之保障。至少也要農民的組織極為堅強，有足夠的武
裝力量為後盾，才能逼使政府當局向農民的要求讓步。否則捨本逐末，徒具轟轟烈烈的形勢
的農民運動，終歸要遭到失敗的命運。
中共所領導的農民運動，較之中國歷史上所發生過的農民暴動自然遠為進步。過去的農
民暴動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幫會等等落後意識的影響，往往為野心家所利用，來實現他
們的成王敗寇的個人抱負。中共則受著共產黨國際無產階級領導廣大農民這種理論的影響，
並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組織辦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傳統，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
目的固然也在奪取政權，卻也具有真正改良農民生活的堅強意識。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