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發生。我深知此時決不可與英租界發生衝突，便立即在廣場上找著一些群眾團體的負責
人，勸他們遵照徐謙的指示，領導民眾離開廣場，情勢才逐漸緩和下來。憤激的民眾高喊著
口號，結隊向國民政府大廈請願去了。
當時，我們為了避免再發生意外事件，特分別通知各民眾團體，以後宣傳活動，暫時不
可進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誌的電話報告，謂工會的宣傳隊已有
幾隊人沖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從各路口湧到租界去。我即以電話詢問李立三，他和其他工
會負責人對此還全不知情，他說總工會的負責人將立刻趕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發生。
我又以電話通知聯席會議的一位委員，告以情況，當時，並表示我將採取的處理方針。他贊
同我的做法，並派員趕到現場維持秩序。
我放下電話，立即驅車赴英租界。此時街道上已擠滿了人群，正向英領事館行進，但還
沒有發生甚麽激烈舉動。等到我趕到英領事館門前時，聚集在那裏的群眾已經不少了。我找
著在場的一些首腦人物，囑咐他們要約束群眾，不可有任何暴動，不得損害外人生命財產，
不得與巡捕衝突等等。我旋即進入英領事館，看見一二十個民眾團體的首腦人物聚集在樓下
的大廳裏，似乎是在等候上級的指示，我同樣告訴他們要嚴守秩序。英領事館的職員們都己
退避到二樓，在樓梯口上立著一個英籍職員，態度倒也不顯得驚慌。我走上樓梯，和他握手
為禮；告以不會有甚麽意外事件發生。他就將我的意見轉告在二樓的他的同事們。這樣，一
觸即發的緊張場麵，似是緩和下來了。
不一會，李立三等人也趕來了石他們告訴我英租界內並無激烈的騷動，沿途隻看見有幾
處玻璃窗被打碎了。他們已分別通知各工會負責人，勸告市民退出租界。他們也聽說駐在匯
豐銀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艦。因此，估計大致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緊接著，孫科等國民
政府委員也來到了，我把適才的經過情況，簡略的告訴了他們，他們就上二樓和英領事談話
去了。
這就是武漢民眾直接行動，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後，便開始了中英談判的階段。
在民族怒火燃燒之下，武漢民眾竟能嚴守秩序，對英作堅強的表示，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括
目相看；這證明中國民族運動已進入了更有組織的形態。英國的外交本是很靈活的，他們從
上海的五卅運動和廣東的省港罷工中所獲得的教訓，似覺得一味採取高壓政策，將造成中英
間的深仇大恨，這對英國是不利的。也許他們覺得盡可以利用國民革命內部的矛盾，來瓦解
這個民族陣線，用不著承襲已往的政策。
我目擊事態業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便離開英領事館，驅車去找鮑羅庭。他獲知了事件的
經過情形之後，很欣慰的向我說：“幸好避免了一場衝突。”他還指出雖然現在並無向日租界
作同樣示威的跡象，但仍應通知各民眾團體，嚴格約束群眾，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動。
鮑羅庭的這些話，原係我們的既定政策，用不著再有甚麽討論。此後，武漢民眾對日沒有甚
麽激昂的表示，就是我們這種政策的結果。
這次外交的勝利，也提高了聯席會議的聲望。一月四日，聯席會議接受了各民眾團體所
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對英四條件2，安撫了民眾的激昂情緒；同時展開對英的談判。外交部長
陳友仁與英領事交涉結果，協議組織漢口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派中國軍警維持英租界秩序
等。
漢口收回英租界的舉動，振奮了全國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發生了工人與
英水兵衝突的事件，鄧演達由漢口趕程往九江，與九江英領事交涉的結果，照漢口的前例，
派少數中國軍警，於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後來，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兩天，
陳友仁與英國駐華公使代表歐瑪利，先後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協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協定及
6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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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照會。至此，漢口九江兩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這也可以說是聯席會議一個重大的成就。
對英外交的緊張，並沒有緩和當時革命內部的糾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廣州的國民政府宣布停止辦公，實行北遷。十二月三十一日，
譚延闓、張靜江等率領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職員，到達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正式公告遷都武漢；立即開始辦公。可是一月三日，蔣氏忽電武漢，主張國民政府
暫設南昌。因之便爆發了著名的南昌與武漢間的建都之爭。
建都之爭和漢口收回租界的行動，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當時武漢聯席會議的要人們對於
蔣氏的主張，大大不以為然。他們奔走相告，遷都武漢是早已決定了的事，何況外交如此緊
人，勸他們遵照徐謙的指示，領導民眾離開廣場，情勢才逐漸緩和下來。憤激的民眾高喊著
口號，結隊向國民政府大廈請願去了。
當時，我們為了避免再發生意外事件，特分別通知各民眾團體，以後宣傳活動，暫時不
可進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時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誌的電話報告，謂工會的宣傳隊已有
幾隊人沖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從各路口湧到租界去。我即以電話詢問李立三，他和其他工
會負責人對此還全不知情，他說總工會的負責人將立刻趕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發生。
我又以電話通知聯席會議的一位委員，告以情況，當時，並表示我將採取的處理方針。他贊
同我的做法，並派員趕到現場維持秩序。
我放下電話，立即驅車赴英租界。此時街道上已擠滿了人群，正向英領事館行進，但還
沒有發生甚麽激烈舉動。等到我趕到英領事館門前時，聚集在那裏的群眾已經不少了。我找
著在場的一些首腦人物，囑咐他們要約束群眾，不可有任何暴動，不得損害外人生命財產，
不得與巡捕衝突等等。我旋即進入英領事館，看見一二十個民眾團體的首腦人物聚集在樓下
的大廳裏，似乎是在等候上級的指示，我同樣告訴他們要嚴守秩序。英領事館的職員們都己
退避到二樓，在樓梯口上立著一個英籍職員，態度倒也不顯得驚慌。我走上樓梯，和他握手
為禮；告以不會有甚麽意外事件發生。他就將我的意見轉告在二樓的他的同事們。這樣，一
觸即發的緊張場麵，似是緩和下來了。
不一會，李立三等人也趕來了石他們告訴我英租界內並無激烈的騷動，沿途隻看見有幾
處玻璃窗被打碎了。他們已分別通知各工會負責人，勸告市民退出租界。他們也聽說駐在匯
豐銀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艦。因此，估計大致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緊接著，孫科等國民
政府委員也來到了，我把適才的經過情況，簡略的告訴了他們，他們就上二樓和英領事談話
去了。
這就是武漢民眾直接行動，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後，便開始了中英談判的階段。
在民族怒火燃燒之下，武漢民眾竟能嚴守秩序，對英作堅強的表示，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括
目相看；這證明中國民族運動已進入了更有組織的形態。英國的外交本是很靈活的，他們從
上海的五卅運動和廣東的省港罷工中所獲得的教訓，似覺得一味採取高壓政策，將造成中英
間的深仇大恨，這對英國是不利的。也許他們覺得盡可以利用國民革命內部的矛盾，來瓦解
這個民族陣線，用不著承襲已往的政策。
我目擊事態業已在我們掌握之中，便離開英領事館，驅車去找鮑羅庭。他獲知了事件的
經過情形之後，很欣慰的向我說：“幸好避免了一場衝突。”他還指出雖然現在並無向日租界
作同樣示威的跡象，但仍應通知各民眾團體，嚴格約束群眾，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動。
鮑羅庭的這些話，原係我們的既定政策，用不著再有甚麽討論。此後，武漢民眾對日沒有甚
麽激昂的表示，就是我們這種政策的結果。
這次外交的勝利，也提高了聯席會議的聲望。一月四日，聯席會議接受了各民眾團體所
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對英四條件2，安撫了民眾的激昂情緒；同時展開對英的談判。外交部長
陳友仁與英領事交涉結果，協議組織漢口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派中國軍警維持英租界秩序
等。
漢口收回英租界的舉動，振奮了全國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發生了工人與
英水兵衝突的事件，鄧演達由漢口趕程往九江，與九江英領事交涉的結果，照漢口的前例，
派少數中國軍警，於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後來，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兩天，
陳友仁與英國駐華公使代表歐瑪利，先後簽訂收回漢口英租界協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協定及
6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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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照會。至此，漢口九江兩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這也可以說是聯席會議一個重大的成就。
對英外交的緊張，並沒有緩和當時革命內部的糾紛。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廣州的國民政府宣布停止辦公，實行北遷。十二月三十一日，
譚延闓、張靜江等率領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職員，到達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
國民政府正式公告遷都武漢；立即開始辦公。可是一月三日，蔣氏忽電武漢，主張國民政府
暫設南昌。因之便爆發了著名的南昌與武漢間的建都之爭。
建都之爭和漢口收回租界的行動，幾乎是同時發生的。當時武漢聯席會議的要人們對於
蔣氏的主張，大大不以為然。他們奔走相告，遷都武漢是早已決定了的事，何況外交如此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