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暫時穩定。
當時在黃埔任重要職務的周恩來是難於推卸責任的；他在會議上嚓若寒蟬；現在有了鮑
羅庭這種金蟬脫殼的解釋，似是滿身輕鬆了。毛澤東素不滿意鮑羅庭和廣東區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擺脫了在國民黨中央所任的宣傳職務，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也沒有
參加那次會議。他在獲悉內情之後，曾向我說鮑羅庭這個洋鬼子居然玩弄這樣的政治手腕。
對於我和其他同誌的任勞任怨，頗表同情。但他自己則始終不願捲入漩渦，隻是袖手旁觀，
似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我當時覺得鮑羅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義。但我體念當前的艱
巨，決定暫時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這種不計是非
遷就權勢的做法，竟是遺患無窮。後來史達林在武漢政府所招致的失敗，居然又一古腦兒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謂是“一以貫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們這些中共中央的負
責人當時能有遠見的話，不計成敗，據理力爭，也許以後的發展會為之改觀。
除此之外，鮑羅庭當時對我所說的話，也是耐人尋味的。
我們談到國民黨領導問題，鮑羅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現在汪既不露麵，別人
也無可如何（據說汪亟謀與鮑羅庭一談，但他們是否會麵，及其所談內容如何，鮑羅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於胡漢民的企圖，他認為決計不會成功。從他這種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國民黨
領導權的轉移，似已確定了，而且轉移誰屬，也不難想像了。但他對領導權轉移後的國民黨
的前途，則不願作任何的推測。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會議舉行的前夕（據說是五月九日），汪精衛與胡漢民都
悄悄的離開了廣州。最巧合的是他們兩人竟不約而同的在一艘輪船上碰了頭5，這件事一時
成為廣東要人們的話題。有的就說：“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們在船上晤麵，有何感想？”
有的說：“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兩位大人物爭著做主席，現在同時被人放逐，後起之秀，
卻能逐個擊破，走上領導的寶座，真是活報應！”
鮑羅庭描述在廣州的俄國人地位之時，也頗有洋洋自得之態。他直率的說：“中國是一個
無人地帶。”並說歷來外國人到中國活動，雖受到折磨，但憑他們的冒險精神和應付能力，收
獲頗為可觀，為甚麽俄國人不會有同樣的機會呢？這些話觸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責鮑
羅庭離開了革命的立場，瞧不起中國人，頗有殖民主義者的氣味。他隻是笑笑，不加答辯，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為了保全俄國的利益，顧不得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了。
蘇俄一艘載運軍火的輪船駛抵黃埔，立即轟動一時，蘇俄的軍火到了，蔣又將聯共來壓
製反共派了，種種議論在各處流傳著；甚至還有人說，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的中央會議，將公
布實行共產。此外，還有加侖將軍再度來粵，重任蔣介石的軍事總顧問的消息，真是謠言滿
天飛。鮑羅庭當時之躊躇滿誌是不用說了，他口袋內的“草支票”似乎已經兌現了。
我深深覺得鮑羅庭當時的政策，將會陷中共於不利之境；因而我問他：“國共關係會有怎
樣的變化？”他答道：“坦白說來，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國革命的苦力。”我又問他：
“是不是你願充當管理這些苦力的工頭？”他回答：“有人確實如此希望，但我是一個老布爾
什維克，不會擔任這種不名譽職位。”鮑羅庭的“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這一句話，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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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為人所共知的“名言”。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員一樣，我不甘心隻充當中國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鮑羅庭鄭重
提議，蘇俄政府既可以將大量軍火供應不可靠的蔣介石，為何不直接供應一些給中國工農？
如果蘇俄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中共可以經過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所控製的港口，協助
解決運輸上的困難。我還進而鼓動鮑羅庭，說以他目前的退讓措施，既自詡其本質與中共中
央的退讓政策有別，是暫時性的，同時也是進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給農民
以武裝，則所謂暫時的、進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則，都成了廢話。鮑羅庭考慮了一陣，拒絕
了我的提議；認為目前決不可能，等時機成熟，再作計議。
一般說來，共產黨人不作無目的的退卻。即使事實上在執行退卻政策，也要堅稱以退為
進的藉口；因為赤裸裸的退卻，會被認為是機會主義者。鮑羅庭當時所做的，正是如此。這
還不算，他竟將“不肯進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頭上。後來
當時在黃埔任重要職務的周恩來是難於推卸責任的；他在會議上嚓若寒蟬；現在有了鮑
羅庭這種金蟬脫殼的解釋，似是滿身輕鬆了。毛澤東素不滿意鮑羅庭和廣東區委的做法；他
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擺脫了在國民黨中央所任的宣傳職務，專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也沒有
參加那次會議。他在獲悉內情之後，曾向我說鮑羅庭這個洋鬼子居然玩弄這樣的政治手腕。
對於我和其他同誌的任勞任怨，頗表同情。但他自己則始終不願捲入漩渦，隻是袖手旁觀，
似也從中吸取了不少經驗。
我當時覺得鮑羅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義。但我體念當前的艱
巨，決定暫時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經過，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這種不計是非
遷就權勢的做法，竟是遺患無窮。後來史達林在武漢政府所招致的失敗，居然又一古腦兒推
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謂是“一以貫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們這些中共中央的負
責人當時能有遠見的話，不計成敗，據理力爭，也許以後的發展會為之改觀。
除此之外，鮑羅庭當時對我所說的話，也是耐人尋味的。
我們談到國民黨領導問題，鮑羅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現在汪既不露麵，別人
也無可如何（據說汪亟謀與鮑羅庭一談，但他們是否會麵，及其所談內容如何，鮑羅庭迄未
向我透露）；至於胡漢民的企圖，他認為決計不會成功。從他這種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國民黨
領導權的轉移，似已確定了，而且轉移誰屬，也不難想像了。但他對領導權轉移後的國民黨
的前途，則不願作任何的推測。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會議舉行的前夕（據說是五月九日），汪精衛與胡漢民都
悄悄的離開了廣州。最巧合的是他們兩人竟不約而同的在一艘輪船上碰了頭5，這件事一時
成為廣東要人們的話題。有的就說：“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們在船上晤麵，有何感想？”
有的說：“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兩位大人物爭著做主席，現在同時被人放逐，後起之秀，
卻能逐個擊破，走上領導的寶座，真是活報應！”
鮑羅庭描述在廣州的俄國人地位之時，也頗有洋洋自得之態。他直率的說：“中國是一個
無人地帶。”並說歷來外國人到中國活動，雖受到折磨，但憑他們的冒險精神和應付能力，收
獲頗為可觀，為甚麽俄國人不會有同樣的機會呢？這些話觸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責鮑
羅庭離開了革命的立場，瞧不起中國人，頗有殖民主義者的氣味。他隻是笑笑，不加答辯，
言外之意似乎是他為了保全俄國的利益，顧不得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了。
蘇俄一艘載運軍火的輪船駛抵黃埔，立即轟動一時，蘇俄的軍火到了，蔣又將聯共來壓
製反共派了，種種議論在各處流傳著；甚至還有人說，五月十五日國民黨的中央會議，將公
布實行共產。此外，還有加侖將軍再度來粵，重任蔣介石的軍事總顧問的消息，真是謠言滿
天飛。鮑羅庭當時之躊躇滿誌是不用說了，他口袋內的“草支票”似乎已經兌現了。
我深深覺得鮑羅庭當時的政策，將會陷中共於不利之境；因而我問他：“國共關係會有怎
樣的變化？”他答道：“坦白說來，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國革命的苦力。”我又問他：
“是不是你願充當管理這些苦力的工頭？”他回答：“有人確實如此希望，但我是一個老布爾
什維克，不會擔任這種不名譽職位。”鮑羅庭的“中共是中國革命中的苦力”這一句話，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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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為人所共知的“名言”。
與當時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員一樣，我不甘心隻充當中國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鮑羅庭鄭重
提議，蘇俄政府既可以將大量軍火供應不可靠的蔣介石，為何不直接供應一些給中國工農？
如果蘇俄政府願意這樣做的話，中共可以經過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所控製的港口，協助
解決運輸上的困難。我還進而鼓動鮑羅庭，說以他目前的退讓措施，既自詡其本質與中共中
央的退讓政策有別，是暫時性的，同時也是進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給農民
以武裝，則所謂暫時的、進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則，都成了廢話。鮑羅庭考慮了一陣，拒絕
了我的提議；認為目前決不可能，等時機成熟，再作計議。
一般說來，共產黨人不作無目的的退卻。即使事實上在執行退卻政策，也要堅稱以退為
進的藉口；因為赤裸裸的退卻，會被認為是機會主義者。鮑羅庭當時所做的，正是如此。這
還不算，他竟將“不肯進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頭上。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