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係右派顛覆國民政府的陰謀;主張嚴厲鎮壓。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認為廖是國民黨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團結汪蔣等人,不管在黨員中、軍人中和民眾團體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譽,因此右派選中他來謀害,是要去掉眼中釘,取消聯俄容共,進而根本破壞國共
合作和國民政府。但我們也覺得鎮壓隻能製止右派繼續破壞,根本之圖,還是要注重團結國
民黨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為害,才能穩定革命的陣地。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根據鮑羅庭的提議,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
蔣介石任委員,負責處理廖案。從此,廣東政府的最高實權,也就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
轉移到這個特別委員會手上了。而且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親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
殺廖的嫌疑,林直勉並因此被捕,胡漢民亦被軟禁在黃埔。不久—十月二日胡並被派赴俄考
察,實際等於放逐。
該年九月間,許崇智屬下的鄭潤琦、莫雄等部隊,涉嫌勾結陳炯明軍,企圖叛變,於同
月二十日為蔣派軍隊包圍繳械。許本人旋於二十三日辭職離粵;於是三人特別委員會再變為
汪蔣合作的局麵。
廣東方麵這些重要的變化,中共中央初因廣東區委會缺少報告,並不詳細知道其中內幕。
而上海不少國民黨人又紛紛謠傳:這是中共分化和破壞國民黨的行動;還有省港罷工委員會
已成為第二政府;廣州即將實行共產統治等等謠言。中共中央由於不明內情,苦於不能拿出
反麵事實加以闢謠。
直到九月間,胡漢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鮑羅庭方麵的簡單通知,說明
為了穩定廣東的政局,胡漢民必須離開廣州,已決定用國民黨代表名義,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產國際的會議。他希望共產國際能留住胡漢民,不讓其歸國。我們看了這個通知,首先覺得
鮑羅庭的用意,顯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表示支持他的主張。
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傷腦筋,他曾在中共中央會議席上表示,如果胡漢民真是刺廖的
主謀者,就應在廣州依法懲辦;至少也要將他的陰謀公布出來,以揭穿他的真麵目,否則就
不應軟禁他。現在鮑羅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將使共產國際難於處理。
同時廣東區委會來的報告中,描述廣東的情況,也和鮑羅庭一樣,稱汪蔣合作之局為“革
命的專政”。這個報告也說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題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國
民黨》的小冊子,在黃埔與一般國民黨人士中,流行甚廣,影響亦大,勢將釀成新右派。廣
東省委否定國民黨內有廣大中派存在之說,要求中共隻與國民黨左派團結,共同推進革命向
左發展。
鮑羅庭和廣東區委會的這些觀點,首先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強烈反應。他認為在廣東的
同誌們忽視了整個反共陣線的力量;他們偏處廣州一隅,企圖以一部分革命軍人、省港十幾
萬罷工工人、和二十幾萬有組織的農民來對抗整個帝國主義、北方軍閥和一般反共勢力,顯
然是犯了低估敵人實力的錯誤。
廣東問題在中共中央展開了討論。有人譏諷所謂“革命的專政”是離開階級觀點的自我
欺騙;有的說連胡漢民也無法處理。不得不求助於共產國際,還談甚麽“革命的專政”;有的
說如果在這個“革命的專政”的名詞之下,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作風和中國的帝王
思想以及軍人驕橫的惡習混為一體,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討論的結果,認為無論廣東發生了甚麽事情,國民革命在基本上仍應建築在廣
泛的民族戰線上,因而不能忽視民族統一戰線和聯絡中派的策略;絕不能因為五卅運動和廣
州的種種事變而改變初衷。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如果強調革命專政,無異與統一戰線
25/185
----------------------- page 177-----------------------
《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策略背道而馳。同時,就中共中央立場說,廣東的左派領導能否站穩,亦端視乎能否實施
統一戰線的策略而定。
這樣,中共中央與廣東同誌之間,就有了重大的歧見。十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
大會議(我個人因事留滬未參加),鑑於黨員人數當時已發展到一萬人,大家都強調應脫離國
民黨獨立發展。陳獨秀先生為了避免國共之間的磨擦更形尖銳,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麵目,
建議應等待適當時機才退出國民黨,但為當時多數出席者所反對。一葉知秋,國共合作的前
途,荊棘叢生,勢在必然。會中還批評了中共廣東區委會忽視自身獨立發展,甚至不自覺的
自視為國民黨左派,應予糾正過來。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也更表麵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張繼、謝持、林森、居正、鄒魯等國
民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形成“西山會議派”。他們以多數中央執監委
的真正重心,能團結汪蔣等人,不管在黨員中、軍人中和民眾團體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譽,因此右派選中他來謀害,是要去掉眼中釘,取消聯俄容共,進而根本破壞國共
合作和國民政府。但我們也覺得鎮壓隻能製止右派繼續破壞,根本之圖,還是要注重團結國
民黨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為害,才能穩定革命的陣地。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根據鮑羅庭的提議,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
蔣介石任委員,負責處理廖案。從此,廣東政府的最高實權,也就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
轉移到這個特別委員會手上了。而且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親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
殺廖的嫌疑,林直勉並因此被捕,胡漢民亦被軟禁在黃埔。不久—十月二日胡並被派赴俄考
察,實際等於放逐。
該年九月間,許崇智屬下的鄭潤琦、莫雄等部隊,涉嫌勾結陳炯明軍,企圖叛變,於同
月二十日為蔣派軍隊包圍繳械。許本人旋於二十三日辭職離粵;於是三人特別委員會再變為
汪蔣合作的局麵。
廣東方麵這些重要的變化,中共中央初因廣東區委會缺少報告,並不詳細知道其中內幕。
而上海不少國民黨人又紛紛謠傳:這是中共分化和破壞國民黨的行動;還有省港罷工委員會
已成為第二政府;廣州即將實行共產統治等等謠言。中共中央由於不明內情,苦於不能拿出
反麵事實加以闢謠。
直到九月間,胡漢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鮑羅庭方麵的簡單通知,說明
為了穩定廣東的政局,胡漢民必須離開廣州,已決定用國民黨代表名義,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產國際的會議。他希望共產國際能留住胡漢民,不讓其歸國。我們看了這個通知,首先覺得
鮑羅庭的用意,顯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表示支持他的主張。
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傷腦筋,他曾在中共中央會議席上表示,如果胡漢民真是刺廖的
主謀者,就應在廣州依法懲辦;至少也要將他的陰謀公布出來,以揭穿他的真麵目,否則就
不應軟禁他。現在鮑羅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將使共產國際難於處理。
同時廣東區委會來的報告中,描述廣東的情況,也和鮑羅庭一樣,稱汪蔣合作之局為“革
命的專政”。這個報告也說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題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國
民黨》的小冊子,在黃埔與一般國民黨人士中,流行甚廣,影響亦大,勢將釀成新右派。廣
東省委否定國民黨內有廣大中派存在之說,要求中共隻與國民黨左派團結,共同推進革命向
左發展。
鮑羅庭和廣東區委會的這些觀點,首先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強烈反應。他認為在廣東的
同誌們忽視了整個反共陣線的力量;他們偏處廣州一隅,企圖以一部分革命軍人、省港十幾
萬罷工工人、和二十幾萬有組織的農民來對抗整個帝國主義、北方軍閥和一般反共勢力,顯
然是犯了低估敵人實力的錯誤。
廣東問題在中共中央展開了討論。有人譏諷所謂“革命的專政”是離開階級觀點的自我
欺騙;有的說連胡漢民也無法處理。不得不求助於共產國際,還談甚麽“革命的專政”;有的
說如果在這個“革命的專政”的名詞之下,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作風和中國的帝王
思想以及軍人驕橫的惡習混為一體,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討論的結果,認為無論廣東發生了甚麽事情,國民革命在基本上仍應建築在廣
泛的民族戰線上,因而不能忽視民族統一戰線和聯絡中派的策略;絕不能因為五卅運動和廣
州的種種事變而改變初衷。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如果強調革命專政,無異與統一戰線
25/185
----------------------- page 177-----------------------
《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策略背道而馳。同時,就中共中央立場說,廣東的左派領導能否站穩,亦端視乎能否實施
統一戰線的策略而定。
這樣,中共中央與廣東同誌之間,就有了重大的歧見。十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
大會議(我個人因事留滬未參加),鑑於黨員人數當時已發展到一萬人,大家都強調應脫離國
民黨獨立發展。陳獨秀先生為了避免國共之間的磨擦更形尖銳,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麵目,
建議應等待適當時機才退出國民黨,但為當時多數出席者所反對。一葉知秋,國共合作的前
途,荊棘叢生,勢在必然。會中還批評了中共廣東區委會忽視自身獨立發展,甚至不自覺的
自視為國民黨左派,應予糾正過來。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也更表麵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張繼、謝持、林森、居正、鄒魯等國
民黨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形成“西山會議派”。他們以多數中央執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