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或軍眷，車上站著兩個或四個武裝士兵，在馬路上急駛而過。當地出版的書刊仍多具有
舊文學的風格，黃色的讀物，尤占多數。這些落後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見。但在街頭
巷尾隨處有五顏六色的革命標語；十字街口往往橫掛起白布條，上書大紅字的動人口號；在
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繫著紅領帶的黃埔軍人和穿著中山裝的革命人物。工會和其他
民眾機構的門麵，多裝飾得彩色繽紛，與多數商店住戶相較，倒有如天上繁星。這種濃厚的
革命氣氛，向為北方城市所少見。凡此前進與落後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會覺得絕不
調和。
中共廣東區委會設在文德路一所樓房的二樓上，可以說是一個半公開的機關，門口沒有
招牌；中共廣東區委會也從未將這個地址對外正式公布過，但知道這裏就是中共廣東區委會
的人卻不少；所推行的種種活動，也似乎是公開的，並沒有受到任何阻撓。這是中共當時在
全國範圍內唯一能公開活動的機構。它在廣州市所有各革命機構中，也可以說是最活躍的一
個。
這個辦公處雖不算寬大，但來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並且常有幾種會議在裏麵同時舉行。
當時廣州市的中共黨員共約三百人；他們自然要經常到這裏來接受訓令。還有並非中共黨員
的工人們，為了工會的事務，也常出入其間。甚至有些國民黨左派人物，也間或到這裏來訪
問。中共廣東區委會還設有農民運動委員會和軍事部，為中共中央尚未設置的單位。農民運
動委員會由彭湃、羅綺園、阮嘯仙等人負責，軍事部由周恩來、聶榮臻等人負責。赤腳的農
民和斜掛著皮帶的軍人也常在辦公處出現。
但中共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效率並不算高，製度也頗混亂；這與辦公地點狹隘，交通工具
缺乏，氣候炎熱，設備簡陋等等大有關係。更重要的是這裏中共的負責人應付這個複雜的局
勢，究竟欠缺經驗，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處的鮑羅庭的意見；有時這
兩個上司的說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說來，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成績仍是不錯的。
國民黨中央黨部似是一個辦理例行公事的機構；它外表固然遠較中共廣東區委會為堂皇，
辦事人員也多些；但工作並不顯得緊張。我曾幾次造訪那裏，也與那裏的人員有些私人往來。
我覺得他們多是奮發有為的人；有些也不安於這種辦公室的生活。譚平山曾告訴我，他任國
民黨組織部長，也不過是辦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問題，由國民黨少數要人與鮑
羅庭商談取決。至於一般的人事和工作問題，包括國民黨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廣
東區委會預先商定。因此，他自己隻須根據這些商定來執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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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種種現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孫先生逝世後，廣州竟沒有了領導重心。由鮑羅庭來填補這
個空缺，是不妥當的。我曾就這個問題與張太雷懇談。他認為現在的情形，國民黨失去了孫
先生，由一個外國人來負實際領導責任，能發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個壞現象。
我也曾訪問當時任廣州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商談廣州軍事問題。這位身材魁梧態
度誠懇的軍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領導。他展開地圖說明廣東軍隊分布狀況，向我暗示解
決楊劉，在軍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說到解決楊劉以後，軍事體係要實行改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軍隊，都得到和黃埔一樣的發展。他的這種意見與鮑羅庭側重扶植黃埔的觀點，是不
盡相同的。
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會委員兼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卻鼓吹廣東軍事應采“黃埔中心主義”。
他於一九二四年由法國歸國後，即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實上他一直擔任政治部主任
的職責。當時他隨著蔣介石將軍在潮汕一帶工作。也曾跑回廣州一趟來會我，表示對黃埔的
前途極抱樂觀。他和鮑羅庭相處無間，為鮑羅庭所獎掖；他們兩人都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
地位，使黃埔力量能夠迅速發展。
原來一九二四年春國民黨改組後第一個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黃埔軍官學校1，以為建立
黨軍的搖籃。孫中山先生即派定曾於一九二三年赴蘇俄考察軍事的蔣介石將軍為校長。正當
籌備成立的時候，受命任校長的蔣介石突然離粵赴滬，表示辭職；戴季陶曾因此趕往上海挽
留，蔣始返回廣州就職2。
蔣氏主持黃埔軍校的初期，色彩是相當紅的。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餘人中3，中共黨員
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占八十餘人；蔣那時對他們一視同仁。蘇俄教官為蔣氏所倚重，在校內
更具權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黨員擔任；由具有中共黨籍的學生們所領導的青年
軍人聯合會也獲得蔣氏的支持。
舊文學的風格，黃色的讀物，尤占多數。這些落後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見。但在街頭
巷尾隨處有五顏六色的革命標語；十字街口往往橫掛起白布條，上書大紅字的動人口號；在
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繫著紅領帶的黃埔軍人和穿著中山裝的革命人物。工會和其他
民眾機構的門麵，多裝飾得彩色繽紛，與多數商店住戶相較，倒有如天上繁星。這種濃厚的
革命氣氛，向為北方城市所少見。凡此前進與落後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會覺得絕不
調和。
中共廣東區委會設在文德路一所樓房的二樓上，可以說是一個半公開的機關，門口沒有
招牌；中共廣東區委會也從未將這個地址對外正式公布過，但知道這裏就是中共廣東區委會
的人卻不少；所推行的種種活動，也似乎是公開的，並沒有受到任何阻撓。這是中共當時在
全國範圍內唯一能公開活動的機構。它在廣州市所有各革命機構中，也可以說是最活躍的一
個。
這個辦公處雖不算寬大，但來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並且常有幾種會議在裏麵同時舉行。
當時廣州市的中共黨員共約三百人；他們自然要經常到這裏來接受訓令。還有並非中共黨員
的工人們，為了工會的事務，也常出入其間。甚至有些國民黨左派人物，也間或到這裏來訪
問。中共廣東區委會還設有農民運動委員會和軍事部，為中共中央尚未設置的單位。農民運
動委員會由彭湃、羅綺園、阮嘯仙等人負責，軍事部由周恩來、聶榮臻等人負責。赤腳的農
民和斜掛著皮帶的軍人也常在辦公處出現。
但中共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效率並不算高，製度也頗混亂；這與辦公地點狹隘，交通工具
缺乏，氣候炎熱，設備簡陋等等大有關係。更重要的是這裏中共的負責人應付這個複雜的局
勢，究竟欠缺經驗，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處的鮑羅庭的意見；有時這
兩個上司的說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說來，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成績仍是不錯的。
國民黨中央黨部似是一個辦理例行公事的機構；它外表固然遠較中共廣東區委會為堂皇，
辦事人員也多些；但工作並不顯得緊張。我曾幾次造訪那裏，也與那裏的人員有些私人往來。
我覺得他們多是奮發有為的人；有些也不安於這種辦公室的生活。譚平山曾告訴我，他任國
民黨組織部長，也不過是辦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問題，由國民黨少數要人與鮑
羅庭商談取決。至於一般的人事和工作問題，包括國民黨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廣
東區委會預先商定。因此，他自己隻須根據這些商定來執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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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種種現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孫先生逝世後，廣州竟沒有了領導重心。由鮑羅庭來填補這
個空缺，是不妥當的。我曾就這個問題與張太雷懇談。他認為現在的情形，國民黨失去了孫
先生，由一個外國人來負實際領導責任，能發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個壞現象。
我也曾訪問當時任廣州政府軍事顧問的加侖將軍，商談廣州軍事問題。這位身材魁梧態
度誠懇的軍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領導。他展開地圖說明廣東軍隊分布狀況，向我暗示解
決楊劉，在軍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說到解決楊劉以後，軍事體係要實行改組，使某些可以
改善的軍隊，都得到和黃埔一樣的發展。他的這種意見與鮑羅庭側重扶植黃埔的觀點，是不
盡相同的。
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會委員兼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卻鼓吹廣東軍事應采“黃埔中心主義”。
他於一九二四年由法國歸國後，即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實上他一直擔任政治部主任
的職責。當時他隨著蔣介石將軍在潮汕一帶工作。也曾跑回廣州一趟來會我，表示對黃埔的
前途極抱樂觀。他和鮑羅庭相處無間，為鮑羅庭所獎掖；他們兩人都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
地位，使黃埔力量能夠迅速發展。
原來一九二四年春國民黨改組後第一個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黃埔軍官學校1，以為建立
黨軍的搖籃。孫中山先生即派定曾於一九二三年赴蘇俄考察軍事的蔣介石將軍為校長。正當
籌備成立的時候，受命任校長的蔣介石突然離粵赴滬，表示辭職；戴季陶曾因此趕往上海挽
留，蔣始返回廣州就職2。
蔣氏主持黃埔軍校的初期，色彩是相當紅的。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餘人中3，中共黨員
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占八十餘人；蔣那時對他們一視同仁。蘇俄教官為蔣氏所倚重，在校內
更具權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黨員擔任；由具有中共黨籍的學生們所領導的青年
軍人聯合會也獲得蔣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