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要求國共兩黨在民主的基礎上保持相當的距離；但是在廣州無法
貫徹我的主張，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陳先生對我的說法並沒有否定；他似採取“等著瞧”的
態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誌們申述，但我不願再引起爭論，所以措詞比
較和緩。我著重說因國民黨代表大會一時不能結束，又因列寧逝世須停會三天，所以我為了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必須提早北返。北京的同誌們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會請假的
舉動。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按期於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到會代表約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鐵
路的秘密工會。我向大會發表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鐵路工會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工人應
擁護國民革命，力爭工會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張。大會接納了我的報告，據此發表了宣
言，並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孫中山先生，表示對他們支援鐵路工人的謝意。最後，大會選舉了
全國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鐵路總工會的誕生。鄧培當選為委員長，我當選為總
幹事，辦事處設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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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鐵路總工會的組成，表示鐵路工人又從“二七”的創傷中站起來了。分布在各鐵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組人數增加起來，工作也較為活躍。當時各地鐵路工人中，雖還沒有國民黨的組
織，但對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甚表興奮。不少的鐵路工人說：“現在國共一家，合力革命，
吳佩孚快完蛋了！”鐵路總工會已經建立，為“二七”烈士報仇的聲浪高漲起來。這就引起
軍閥們的注意，不久，鐵路工會又遭受一連串的壓迫。
鐵路總工會成立後不久，李大釗先生和其他出席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回到北京，帶
來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釗先生初回北京時非常樂觀，極力稱許這次大會的成就。他指出這次大會所發表的
宣言、通過的黨章和決議等具有劃時代的價值。他稱道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主要負責人對這
次改組的決心和誠意。他相信國共合作的發展，會很順利。
他告訴我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設在廣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漢設中央執行部。執行部
的職權很大，以中央直屬機構的名義，全權領導各該管區的黨務。孫先生希望老國民黨員分
擔各執行部的領導名義，提拔一些新進的同誌，來擔任各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上海執行部預
定由胡漢民、汪精衛主持，毛澤東以秘書的名義擔任該部的實際工作。武漢執行部預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孫先生希望我能去那裏擔任實際工作。北京執行部派定丁維汾、王法勤、李
大釗三人主持，至於實際工作人員，則由他們三人選任。
李先生根據這種情況，問我能不能去武漢。關於這一點，他還對我有詳細的說明。他敘
述孫先生強調提拔新進的主張時，曾以我為例來說明。他說曾有人向孫中山先生進言，認為
我反對國共合作，不應列名為中央委員，此次出席大會又中途退席，足見仍有不滿的意見。
可是，孫先生堅決否定這種說法；他指出我既來出席，足證並無根本反對意見，至於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詳細知道的事。他認為即使我曾批評過國民黨，現在不加計較，也足
證他是大公無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孫先生對我的印象很深，幾次稱我為“五四運動的能幹的
學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項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訴我，居覃兩位雖曾托他向我代達歡迎的誠意；但他卻從旁聽說這
兩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駕禦為慮。他個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發展國共合作為當務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漢，並相信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不過他也向我聲明，這件事中央和他個人
都願聽任我自己的考慮決定。
我說，我不願去武漢擔任國民黨的工作。我說明我並不以為我不能與居覃兩位合作；也
不是為中央所顧慮的，我這個在吳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漢會有不易避免的危險；而
是我根本不贊成這樣做。我還進而勸他，中共黨員分據國民黨機構的要津，並無重大作用，
反而會引起一般老國民黨員的嫉視。這樣，這個擬議就被我婉詞謝絕了。
當時李大釗先生也想邀幾位同誌去分擔北京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應，也
不如意。那時北京多數同誌認為，領導或參加革命運動，自應爭先恐後，但到國民黨機關內
去湊熱鬧，卻可能會吃力而不討好。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很快的成立了。辦事處氣象的堂皇遠非中共的機構可比。經常在那裏
辦公的是丁維汾先生、老國民黨員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黨籍的李大釗、於樹德兩位中央
委員。於方舟、韓麟符和我三個候補中央委員都經常去參加會議，有時也去辦公。跨黨的中
貫徹我的主張，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陳先生對我的說法並沒有否定；他似採取“等著瞧”的
態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誌們申述，但我不願再引起爭論，所以措詞比
較和緩。我著重說因國民黨代表大會一時不能結束，又因列寧逝世須停會三天，所以我為了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必須提早北返。北京的同誌們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會請假的
舉動。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按期於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到會代表約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鐵
路的秘密工會。我向大會發表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鐵路工會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工人應
擁護國民革命，力爭工會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張。大會接納了我的報告，據此發表了宣
言，並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孫中山先生，表示對他們支援鐵路工人的謝意。最後，大會選舉了
全國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鐵路總工會的誕生。鄧培當選為委員長，我當選為總
幹事，辦事處設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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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鐵路總工會的組成，表示鐵路工人又從“二七”的創傷中站起來了。分布在各鐵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組人數增加起來，工作也較為活躍。當時各地鐵路工人中，雖還沒有國民黨的組
織，但對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甚表興奮。不少的鐵路工人說：“現在國共一家，合力革命，
吳佩孚快完蛋了！”鐵路總工會已經建立，為“二七”烈士報仇的聲浪高漲起來。這就引起
軍閥們的注意，不久，鐵路工會又遭受一連串的壓迫。
鐵路總工會成立後不久，李大釗先生和其他出席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回到北京，帶
來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釗先生初回北京時非常樂觀，極力稱許這次大會的成就。他指出這次大會所發表的
宣言、通過的黨章和決議等具有劃時代的價值。他稱道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主要負責人對這
次改組的決心和誠意。他相信國共合作的發展，會很順利。
他告訴我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設在廣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漢設中央執行部。執行部
的職權很大，以中央直屬機構的名義，全權領導各該管區的黨務。孫先生希望老國民黨員分
擔各執行部的領導名義，提拔一些新進的同誌，來擔任各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上海執行部預
定由胡漢民、汪精衛主持，毛澤東以秘書的名義擔任該部的實際工作。武漢執行部預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孫先生希望我能去那裏擔任實際工作。北京執行部派定丁維汾、王法勤、李
大釗三人主持，至於實際工作人員，則由他們三人選任。
李先生根據這種情況，問我能不能去武漢。關於這一點，他還對我有詳細的說明。他敘
述孫先生強調提拔新進的主張時，曾以我為例來說明。他說曾有人向孫中山先生進言，認為
我反對國共合作，不應列名為中央委員，此次出席大會又中途退席，足見仍有不滿的意見。
可是，孫先生堅決否定這種說法；他指出我既來出席，足證並無根本反對意見，至於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詳細知道的事。他認為即使我曾批評過國民黨，現在不加計較，也足
證他是大公無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孫先生對我的印象很深，幾次稱我為“五四運動的能幹的
學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項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訴我，居覃兩位雖曾托他向我代達歡迎的誠意；但他卻從旁聽說這
兩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駕禦為慮。他個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發展國共合作為當務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漢，並相信我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不過他也向我聲明，這件事中央和他個人
都願聽任我自己的考慮決定。
我說，我不願去武漢擔任國民黨的工作。我說明我並不以為我不能與居覃兩位合作；也
不是為中央所顧慮的，我這個在吳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漢會有不易避免的危險；而
是我根本不贊成這樣做。我還進而勸他，中共黨員分據國民黨機構的要津，並無重大作用，
反而會引起一般老國民黨員的嫉視。這樣，這個擬議就被我婉詞謝絕了。
當時李大釗先生也想邀幾位同誌去分擔北京執行部的實際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應，也
不如意。那時北京多數同誌認為，領導或參加革命運動，自應爭先恐後，但到國民黨機關內
去湊熱鬧，卻可能會吃力而不討好。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很快的成立了。辦事處氣象的堂皇遠非中共的機構可比。經常在那裏
辦公的是丁維汾先生、老國民黨員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黨籍的李大釗、於樹德兩位中央
委員。於方舟、韓麟符和我三個候補中央委員都經常去參加會議，有時也去辦公。跨黨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