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到這排監房的時候，陳先生必起立張望一番，看看是否同誌。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裏去
的，所以尤為記掛，他不隻一次的說：“國燾身上總帶著一些文件，他又熱情氣盛，易於和
警探吵鬧，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這樣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後來看見沒有另
外的同誌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點。
陳先生還像念遺囑似的指出：“看來，國燾等似乎未被捕。他雖有些地方顧慮不周，但
他是忠心耿耿，正直無私的。他有主張有辦法，說得到做得到，這是很難得的。這次他的主
張大致都是對的；他與我之間毫無芥蒂，隻因相處甚密，說話不拘形跡，現在統治者們既這
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隻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並要求他們
出去之後，應和我和諧地分工合作，共策進行。如果大家都贊成的話，可以由我代理書記的
職務，那末，他縱然在監獄裏住上幾年，也就安心了。當時他們聽了陳先生這段話，極為感
動，紛紛表示他們一向很敬愛我，願意推我領頭，要陳先生放心，並表示將比以前幹得還要
起勁。
幸好這次法捕房還算是馬虎，而章程名單之類的東西又沒有搜著，所搜去的信件等並不
足以構成罪證、而且又都是與法租界無關的；所以捕房認為證據不足，不加深究，經一度訊
問後，就把他們開釋了。這是法租界捕房繼續搜查李漢俊家之後，對我們的第二次威脅。
包惠僧說的這些話，使我感動，並受到很大的鼓勵。包是自出席大會以來羈留在上海的
湖北代表，向我說，董必武、陳潭秋於大會閉幕後就回到武漢去了，他也應當趕緊回去一同
進行工作，並將這裏的好消息告訴湖北的同誌們。我也曾鼓勵他一番。
陳先生出獄後第二天，便首次以書記的身分召集中央會議。周佛海受了這次被捕的刺激，
也許楊小姐對他也不無影響，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從此不
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了。陳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卻表現得特別積極，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會
議的規範。他提議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即以我的草案為討論基礎，迅速予以決定。關於宣傳
計劃他提議《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並將《新青年》復刊。共他如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等
都由他與有關負責人先行商談，再提會議討論。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募體問題，仍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草案。這個計劃正式通過後，
因這一問題所引起的爭執也告解決，而且大體都是接納我的原提議；惟一修正之點是工作人
員的待遇不再稱薪給或工資，統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由原規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減
低到以二十五元為最高額。
在這次會議上，關於黨員生活費問題，還做了一篇大文章。我們認為原則上共產黨人應
無報酬的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隻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誌。原
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為最高額，顯係當時低級生活水準的需要；但我們仍主張減低到二
十五元以下，等於一個窮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認為我們應盡量發揮刻苦的精神，關於生活費
一點，應超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巴黎公社以來，薪給數額任何最低規定的前例。這種生
活費數額較之當時黨員在社會上所任職業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約為一與十之比。我
們並不以為這是有意在生活上開倒車，我們主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應該同工同酬，沒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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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族的區別，現在這樣規定，也不是暗示中國人自安於苦力的地位。我們的用意是要一般黨員
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而且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於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起來。我們
不依職位的高低，隻按個人生活的需要，來定生活費的多寡。這在一般領取這種最低生活的
同誌方麵來說，應引以為榮，因為這正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寶貴的精神的表現。在黨的方麵說
來，不論黨員領取生活費與否，還應注意一般同誌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損傷或被捕等
事件發生，黨應予以積極的照顧等等。
這篇大文章在國際共產運動史上，似是少見的；在中國政黨史上更是創舉；這可說是由
於我們發生爭論而得到的意外收穫。這也是陳獨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而為我和李達所共
同致力過的。我們這個決定及其附帶條件的解釋，曾以中央的通告—書麵的和口頭的—傳達
給全黨同誌並獲得一致的贊成，從此再沒有發生過“為甚麽要有生活費”以及“為甚麽有人
領取有人不能領取”等等問題了。一般同誌也再沒有甚麽“僱傭革命”的說法。後來我們雖
常遇到“盧布黨”的譏諷，但事實如此，同誌們隻覺得可笑罷了。而且從此中央處理經費問
的，所以尤為記掛，他不隻一次的說：“國燾身上總帶著一些文件，他又熱情氣盛，易於和
警探吵鬧，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這樣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後來看見沒有另
外的同誌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點。
陳先生還像念遺囑似的指出：“看來，國燾等似乎未被捕。他雖有些地方顧慮不周，但
他是忠心耿耿，正直無私的。他有主張有辦法，說得到做得到，這是很難得的。這次他的主
張大致都是對的；他與我之間毫無芥蒂，隻因相處甚密，說話不拘形跡，現在統治者們既這
樣無情的壓迫我們，我們隻有和共產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不必再有疑慮。”並要求他們
出去之後，應和我和諧地分工合作，共策進行。如果大家都贊成的話，可以由我代理書記的
職務，那末，他縱然在監獄裏住上幾年，也就安心了。當時他們聽了陳先生這段話，極為感
動，紛紛表示他們一向很敬愛我，願意推我領頭，要陳先生放心，並表示將比以前幹得還要
起勁。
幸好這次法捕房還算是馬虎，而章程名單之類的東西又沒有搜著，所搜去的信件等並不
足以構成罪證、而且又都是與法租界無關的；所以捕房認為證據不足，不加深究，經一度訊
問後，就把他們開釋了。這是法租界捕房繼續搜查李漢俊家之後，對我們的第二次威脅。
包惠僧說的這些話，使我感動，並受到很大的鼓勵。包是自出席大會以來羈留在上海的
湖北代表，向我說，董必武、陳潭秋於大會閉幕後就回到武漢去了，他也應當趕緊回去一同
進行工作，並將這裏的好消息告訴湖北的同誌們。我也曾鼓勵他一番。
陳先生出獄後第二天，便首次以書記的身分召集中央會議。周佛海受了這次被捕的刺激，
也許楊小姐對他也不無影響，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一次簡單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從此不
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了。陳先生在這次會議上卻表現得特別積極，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會
議的規範。他提議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即以我的草案為討論基礎，迅速予以決定。關於宣傳
計劃他提議《共產黨》月刊繼續出版，並將《新青年》復刊。共他如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等
都由他與有關負責人先行商談，再提會議討論。
這次會議所討論的募體問題，仍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草案。這個計劃正式通過後，
因這一問題所引起的爭執也告解決，而且大體都是接納我的原提議；惟一修正之點是工作人
員的待遇不再稱薪給或工資，統稱之為生活費；其標準由原規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減
低到以二十五元為最高額。
在這次會議上，關於黨員生活費問題，還做了一篇大文章。我們認為原則上共產黨人應
無報酬的為黨工作，現在所規定的生活費隻給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維持生活的工作同誌。原
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為最高額，顯係當時低級生活水準的需要；但我們仍主張減低到二
十五元以下，等於一個窮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認為我們應盡量發揮刻苦的精神，關於生活費
一點，應超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巴黎公社以來，薪給數額任何最低規定的前例。這種生
活費數額較之當時黨員在社會上所任職業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約為一與十之比。我
們並不以為這是有意在生活上開倒車，我們主張在國際工人運動中，應該同工同酬，沒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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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族的區別，現在這樣規定，也不是暗示中國人自安於苦力的地位。我們的用意是要一般黨員
更接近勞苦大眾的生活；而且個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於工作的費用就會增加起來。我們
不依職位的高低，隻按個人生活的需要，來定生活費的多寡。這在一般領取這種最低生活的
同誌方麵來說，應引以為榮，因為這正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寶貴的精神的表現。在黨的方麵說
來，不論黨員領取生活費與否，還應注意一般同誌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損傷或被捕等
事件發生，黨應予以積極的照顧等等。
這篇大文章在國際共產運動史上，似是少見的；在中國政黨史上更是創舉；這可說是由
於我們發生爭論而得到的意外收穫。這也是陳獨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貢獻，而為我和李達所共
同致力過的。我們這個決定及其附帶條件的解釋，曾以中央的通告—書麵的和口頭的—傳達
給全黨同誌並獲得一致的贊成，從此再沒有發生過“為甚麽要有生活費”以及“為甚麽有人
領取有人不能領取”等等問題了。一般同誌也再沒有甚麽“僱傭革命”的說法。後來我們雖
常遇到“盧布黨”的譏諷，但事實如此，同誌們隻覺得可笑罷了。而且從此中央處理經費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