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蔡和森與陳獨秀先生間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間才開始。可能陳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
工儉學生有所聯繫，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那時都在法國。我手邊現在所有的材料，隻有一九二一
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國所發給陳先生的信，以及陳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覆信（見《獨秀文存》卷下第
二九○頁—第三○一頁）。
5 後來陳獨秀曾和我談到中共第一個小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的會上，每個參加
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則表示他與孫中山先生的深切關係，不能成為一個黨員，並因此哭了
一場，因為他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很多加入，但又不能如願以償。至於邵力子倒沒有說這類的話就正式
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組的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
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組織中國共產
黨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自也較為正
確，現在他既已實際展開活動，那末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李先生相信我們現在起來組織中
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條件都較為具備，決不會再蹈辛亥革命時江亢虎等組織
中國社會黨那樣虎頭蛇尾的覆轍1。他認為陳獨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
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著發動起來。我聽了李先生這種肯定的反應後十分高興，就說：“那
末，請根據你的意思回陳先生一封信罷！”
第二天李大釗先生表示贊成的信寫好了，情詞懇切而確定，我們共同簽上了名字後寄出，
這就是我們組黨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獻。此後我們與陳獨秀先生許多次的通信，都是我與李
先生共同簽名的，內容多半是具體進行方法的商討。
我們沒有耽擱時間，立即開始活動。首先我們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他是
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贊成。他在一兩個星期內就要啟程到英國去留
學，我們這三個發起人在李先生的辦公室裏曾有過兩次商談，首先計劃由張申府乘便在西歐
留學生中展開活動。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
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後來連黨員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釗先生和我在北京徵集參加者時，標準不免過嚴。我的同學羅章龍和劉仁靜兩位時
馬克思主義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們欣然答應參加。李大釗先生和無政府主義者接洽，黃
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五人也應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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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黃淩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學生，也是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北大同學中信仰無政
府主義的人比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還要多些，也很活躍，辦了定期刊物《民聲周刊》，和
發行了一些小冊子。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當時似乎還不大知道俄國共產黨壓迫無政府主義者的
情形，故對俄國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發表與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組成中國共產黨的論調。
當李大釗先生邀約他們的時候，他們表示無政府主義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一點，雖抱有不同的
見解，但對無產階級革命則是贊成的，因而他們也願意參加進來。在李大釗先生和我看來，
中國革命運動離無產階級專政還遠得很，此時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是可以不計較這
一分歧，共同在一個組織裏麵攜手並進的。
九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就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裏舉行。到
會的共九人，除李大釗和我外，有羅章龍、劉仁靜、黃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我們宣布
這一小組的正式成立。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願有任何組織形式，這次會議沒有主席，也沒有
記錄，首由李大釗說明發起的意義，再由我簡略的報告在上海與陳獨秀先生商談的經過。與
會者一致表示贊成組黨，並自願為黨員。那時上海小組所創辦的《勞動者周刊》已經出版，
我們在會場上將創刊號發給大家看，這也是使會議生色的一件事。
我們討論到工作如何進行及分配。黃淩霜等根據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主張各項職務不必
用甚麽確定的名義，小組決定應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擔。結果決定由李大釗先生擔任聯
絡的任務，我擔任職工運動的發動工作，由黃淩霜、陳德榮創辦一個《勞動音周刊》，分擔
編輯和發行的責任，羅章龍、劉仁靜和我負責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擔任發起馬
克思學說研究會。至於經費問題，李大釗當眾宣布，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八十元為各項工作
之用。
接著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組織起來了。它的第一次會議在九月底假北大學生會辦公所舉
工儉學生有所聯繫，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那時都在法國。我手邊現在所有的材料，隻有一九二一
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國所發給陳先生的信，以及陳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覆信（見《獨秀文存》卷下第
二九○頁—第三○一頁）。
5 後來陳獨秀曾和我談到中共第一個小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這個小組正式成立的會上，每個參加
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則表示他與孫中山先生的深切關係，不能成為一個黨員，並因此哭了
一場，因為他內心很相信共產主義，很多加入，但又不能如願以償。至於邵力子倒沒有說這類的話就正式
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組的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
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組織中國共產
黨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自也較為正
確，現在他既已實際展開活動，那末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李先生相信我們現在起來組織中
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條件都較為具備，決不會再蹈辛亥革命時江亢虎等組織
中國社會黨那樣虎頭蛇尾的覆轍1。他認為陳獨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
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著發動起來。我聽了李先生這種肯定的反應後十分高興，就說：“那
末，請根據你的意思回陳先生一封信罷！”
第二天李大釗先生表示贊成的信寫好了，情詞懇切而確定，我們共同簽上了名字後寄出，
這就是我們組黨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獻。此後我們與陳獨秀先生許多次的通信，都是我與李
先生共同簽名的，內容多半是具體進行方法的商討。
我們沒有耽擱時間，立即開始活動。首先我們請北大一位講師張申府同為發起人。他是
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贊成。他在一兩個星期內就要啟程到英國去留
學，我們這三個發起人在李先生的辦公室裏曾有過兩次商談，首先計劃由張申府乘便在西歐
留學生中展開活動。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
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後來連黨員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釗先生和我在北京徵集參加者時，標準不免過嚴。我的同學羅章龍和劉仁靜兩位時
馬克思主義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們欣然答應參加。李大釗先生和無政府主義者接洽，黃
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五人也應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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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黃淩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學生，也是當時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當時北大同學中信仰無政
府主義的人比較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還要多些，也很活躍，辦了定期刊物《民聲周刊》，和
發行了一些小冊子。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當時似乎還不大知道俄國共產黨壓迫無政府主義者的
情形，故對俄國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發表與馬克思主義者合作組成中國共產黨的論調。
當李大釗先生邀約他們的時候，他們表示無政府主義者對無產階級專政一點，雖抱有不同的
見解，但對無產階級革命則是贊成的，因而他們也願意參加進來。在李大釗先生和我看來，
中國革命運動離無產階級專政還遠得很，此時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是可以不計較這
一分歧，共同在一個組織裏麵攜手並進的。
九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就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裏舉行。到
會的共九人，除李大釗和我外，有羅章龍、劉仁靜、黃淩霜、陳德榮、張伯根等。我們宣布
這一小組的正式成立。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願有任何組織形式，這次會議沒有主席，也沒有
記錄，首由李大釗說明發起的意義，再由我簡略的報告在上海與陳獨秀先生商談的經過。與
會者一致表示贊成組黨，並自願為黨員。那時上海小組所創辦的《勞動者周刊》已經出版，
我們在會場上將創刊號發給大家看，這也是使會議生色的一件事。
我們討論到工作如何進行及分配。黃淩霜等根據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主張各項職務不必
用甚麽確定的名義，小組決定應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擔。結果決定由李大釗先生擔任聯
絡的任務，我擔任職工運動的發動工作，由黃淩霜、陳德榮創辦一個《勞動音周刊》，分擔
編輯和發行的責任，羅章龍、劉仁靜和我負責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擔任發起馬
克思學說研究會。至於經費問題，李大釗當眾宣布，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八十元為各項工作
之用。
接著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組織起來了。它的第一次會議在九月底假北大學生會辦公所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