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北京學生聯合會和其他民眾團體都已被封閉,學生的活動雖仍在暗中進行,比之五


    四時規模顯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學們覺得過去的群眾運動方式有些不夠了,正在那裏摸索新


    的途徑。當時山東問題已成懸案,一時不易解決。直皖戰爭醞釀已久,日近爆發,人們都在


    期待段祺瑞親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將是曹錕和其盟友張作霖,與段相較,都是一


    丘之貉。吳佩孚究竟隻是曹錕的一員部將,雖表示反日愛國,又能做出些甚麽來?這一切都


    顯得中國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國革命的勝利和它對華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


    中閃耀的光芒。


    當時從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國革命成功的途徑。研究係主辦的北京晨報、上海時


    事新報,國民黨主辦的上海民國日報、建設月刊、星期評論及無數青年們主辦的報刊都或多


    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揚社會主義,並熱心地介紹俄國革命的實況。已經踏進社會主義圈子與尚


    在邊緣的人物,不僅撰文宣揚,有些已開始有所行動,雖然那些行動並沒有甚麽了不起,但


    確已走向醞釀組織一個共產主義團體的途徑。


    當時和我親近的同學們,思想上多有了顯著的改變,其中有些較李大釗先生尤為急進。


    那位書呆子劉仁靜在六三被捕時,曾因愛國狂熱與軍警大鬧,現在卻在埋頭讀馬克思的《資


    本論》,見著我便表示:籠統的學生運動已不濟事了,現在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來組織一個


    共產黨。羅章龍對俄國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據他研究所得,俄國革命的成功得力於


    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要抓住這一點前進。其他有這種類似急進表示的青


    年所在多有,毛澤東或許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個特殊學生。我的學業已耽誤了一個學瓶到了無法追上的地步。教師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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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一冊


    我所以耽誤的原因,總是善意地給我一個勉強及格的分數。我也就索性將我的大部分時間花


    在圖書館,貪婪地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


    的貧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譯本,都是在這個時期讀完的;


    此外對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和英國工人運動史等也有過一些涉獵。


    由於俄國白黨領袖謝米諾夫在中俄邊境地區的失敗,和以赤塔為首都的遠東共和國的成


    立,中俄交通已開始恢復。那時在中國的俄僑也有些同情蘇俄的人物,北大俄文係一位俄國


    籍的教員柏烈偉就是其中之一。他與李大釗先生來往頗密,常能供應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冊


    子。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的英文本,就是這個時候帶到北大圖書館的,也是我所閱


    讀過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


    一九二○年,約在五月間,共產國際伊爾庫斯克遠東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來華,他


    以記者身分偕同旅俄華僑(具有俄共黨籍)楊明齋作助手,路經北京,由柏烈偉介紹與李大


    釗先生接觸。據楊明齋後來告訴我,他和威金斯基初來中國的時候,對於中國情形十分陌生。


    他們的使命是要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但不知找誰是好。他們從少數俄僑口中


    探得了一些五四運動的情形,知道現居上海的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領袖,而上海又是社會主


    義運動的一個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議立即去上海找陳先生。他雖對陳先生毫無所知,


    但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議,因而找


    到北大俄國籍教員柏烈偉作介,首先認識了李先生,再拿著李先生的介紹信到上海去找陳獨


    秀2。關於這件事,楊明齋曾向我誇耀,表示日後的事實發展證明了他這個大膽建議的正確。


    李先生和我雖然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有時我們還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


    的實際推進,但都還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決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


    五四運動前即有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及俄羅斯研究會等擬議,但一直沒有具體進行。他和一


    些有為的朋友們組織了一個少年中國學會,出版了一個少年中國雜誌,他原希望這個組織能


    夠負起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任務,但因會員們不盡贊成馬克思主義,無法實現他的願望。


    他認為現在應該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個團體應暫不過問實際政治,除了研究翻譯


    介紹等工作外,還應從事一些工人運動。我贊成他的計劃,並主張邀集一些朋友來共策進行。


    當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勢更加緊張了,直皖戰爭一觸即發,我們都忙於談論時局的發展,


    準備應變,北大師友們多數乘著假期紛紛離校。大約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釗先生向我鄭重其


    事地表示:“你還是趕快離開北京的好!”因為他認為在戰亂期間,段祺瑞的親日派將加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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