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以前，我原不很熟識，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們可以任要職。我們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們
為四方麵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
百人逃亡新疆。他們隻是在毛兒蓋時曾指責過中共中央的領導錯誤，這大概就是他們致死隻
由。
至於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是較有學識的留俄學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鬆是中
共創始人之一，為人守正不阿。周達文與瞿秋白同係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對俄文和
俄國問題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造詣。董亦湘與沈雁冰同係商務印書館編輯，研究文學，亦有相
當成就。他們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過米夫，也與王明等人鬥爭過。他們在列寧學院畢
業後，被派在新疆工作，似係避免與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觸。這次王明路經新疆，
手執尚方寶劍，竟陷害泄憤，這真是暗無天日了。
我認為王明效法史達林那種瘋狂的清黨作風，將使中共墮落得不成樣子。他從莫斯科帶
回來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張，與我素來的見解相接近，但他並不是從中國的民族利
益出發。事實上他將鬥不過毛澤東，也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反對與陳獨秀等重行諒解合作，
確是明顯的反動。他在新疆殺害李特、黃超、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同誌，更是不可寬
恕的罪惡。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殘酷的鬥爭手段，斷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誌，現
在竟進而殺害對中共當權者持有反對見解的同誌。這就證明史達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
著王明到中國來了。
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我覺得一切都超過了獎勵
的範圍，也無法申訴，而且再也無申訴的必要。在抗日戰爭的緊急關頭，我隻有採取“合則
留，不合則去”的打算，跳出這個圈子，也許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當時，抗日局勢使中共的當權者，不能為所欲為。南京失守以後，國民政府將與日本妥
協之說頗盛，王明認為事態嚴重，自告奮勇趕往武漢，企圖與國民黨建立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這種中日妥協的可能危機。不幾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間），王明、周恩來便啟程前往武漢。
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與王明間意見的出入，也有待調整。我這個掛名的邊區政府主席，也還
有裝點門麵的作用。所謂進一步肅清托派或者受託派利用者的這類鬥爭，似乎時機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間，延安氣候寒冷，朔風怒號，人們活動減少，一切顯得平靜。
舊曆過年期間，延安和別的地方一樣，大家都在休息慶賀春節。王明、周恩來離開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停開了，沒有發生甚麽特別事故。我決意脫離中共，尋找最近的機會
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
我這十八年來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嚐盡了。遠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間，那
種背信棄義，蠻不講理的反張國燾鬥爭，使我下定決心，不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誰知抗戰
爆發，又因我的抗日熱情，復使我跳進了原來的火坑。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張聞天等違反
抗戰利益的陰謀和口是心非的對我實施種種迫害，使我進一步打算脫離中共，但因種種牽掛，
一時不易抉擇。從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樣的黑暗，史達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澤東陰險的毒手，都會向我飛舞，時機緊迫，乃決定脫離中共，離開延安。
王明為甚麽將在新疆謀殺李特、黃超、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訴我；為甚
麽硬說毛兒蓋的爭執，是托派暗中作怪，為甚麽武斷的說我受託派的利用。這些盛氣淩人的
話，直接向我表示，難道是他的幼稚嗎？難道是恐嚇我嗎？王明須趕往武漢，阻止中日妥協，
維持國民政府的抗日局麵，促進國共合作——這些是王明認為頭等緊急而重要的事——這才
把反對我被托派利用的鬥爭壓後。也許因為中共中央內部情形複雜，有人勸告剛從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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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來的王明不可太冒進。但王明已殺害五位中共重要幹部，如果他不鬥爭我，誣我受託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這次政治局會議，使毛澤東、張聞天大傷腦筋，王明的矛頭正打中他們的要害。毛澤東
緊緊掌握他的實力，對八路軍各部的指導和大批人員派遣到前線去等等工作，一點也不放鬆。
他預料王明在武漢的活動，不會有甚麽大的成就。他暫時一聲不響，和我遇著的時候總是談
些輕鬆的事。張聞天有點感到自身位置難保，一切不敢像從前那樣放肆，遇著我的時候，雖
為四方麵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後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
百人逃亡新疆。他們隻是在毛兒蓋時曾指責過中共中央的領導錯誤，這大概就是他們致死隻
由。
至於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是較有學識的留俄學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鬆是中
共創始人之一，為人守正不阿。周達文與瞿秋白同係北京俄文專修學校的畢業生，對俄文和
俄國問題的研究都有相當的造詣。董亦湘與沈雁冰同係商務印書館編輯，研究文學，亦有相
當成就。他們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反對過米夫，也與王明等人鬥爭過。他們在列寧學院畢
業後，被派在新疆工作，似係避免與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觸。這次王明路經新疆，
手執尚方寶劍，竟陷害泄憤，這真是暗無天日了。
我認為王明效法史達林那種瘋狂的清黨作風，將使中共墮落得不成樣子。他從莫斯科帶
回來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張，與我素來的見解相接近，但他並不是從中國的民族利
益出發。事實上他將鬥不過毛澤東，也難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反對與陳獨秀等重行諒解合作，
確是明顯的反動。他在新疆殺害李特、黃超、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同誌，更是不可寬
恕的罪惡。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殘酷的鬥爭手段，斷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誌，現
在竟進而殺害對中共當權者持有反對見解的同誌。這就證明史達林的魔影，已變本加厲的隨
著王明到中國來了。
由於這種重大的刺激，我經過一番考慮，最後決定脫離中共。我覺得一切都超過了獎勵
的範圍，也無法申訴，而且再也無申訴的必要。在抗日戰爭的緊急關頭，我隻有採取“合則
留，不合則去”的打算，跳出這個圈子，也許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當時，抗日局勢使中共的當權者，不能為所欲為。南京失守以後，國民政府將與日本妥
協之說頗盛，王明認為事態嚴重，自告奮勇趕往武漢，企圖與國民黨建立較密切的合作，以
挽救這種中日妥協的可能危機。不幾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間），王明、周恩來便啟程前往武漢。
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與王明間意見的出入，也有待調整。我這個掛名的邊區政府主席，也還
有裝點門麵的作用。所謂進一步肅清托派或者受託派利用者的這類鬥爭，似乎時機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間，延安氣候寒冷，朔風怒號，人們活動減少，一切顯得平靜。
舊曆過年期間，延安和別的地方一樣，大家都在休息慶賀春節。王明、周恩來離開了延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停開了，沒有發生甚麽特別事故。我決意脫離中共，尋找最近的機會
離開延安。這雖是一次冒險，可是心情感到特別輕鬆。我對延安的一切已不關心，每天再三
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實現我的決定。
我這十八年來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嚐盡了。遠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間，那
種背信棄義，蠻不講理的反張國燾鬥爭，使我下定決心，不再過問中共中央的事。誰知抗戰
爆發，又因我的抗日熱情，復使我跳進了原來的火坑。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張聞天等違反
抗戰利益的陰謀和口是心非的對我實施種種迫害，使我進一步打算脫離中共，但因種種牽掛，
一時不易抉擇。從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樣的黑暗，史達林清算的魔爪和
毛澤東陰險的毒手，都會向我飛舞，時機緊迫，乃決定脫離中共，離開延安。
王明為甚麽將在新疆謀殺李特、黃超、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訴我；為甚
麽硬說毛兒蓋的爭執，是托派暗中作怪，為甚麽武斷的說我受託派的利用。這些盛氣淩人的
話，直接向我表示，難道是他的幼稚嗎？難道是恐嚇我嗎？王明須趕往武漢，阻止中日妥協，
維持國民政府的抗日局麵，促進國共合作——這些是王明認為頭等緊急而重要的事——這才
把反對我被托派利用的鬥爭壓後。也許因為中共中央內部情形複雜，有人勸告剛從莫斯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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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來的王明不可太冒進。但王明已殺害五位中共重要幹部，如果他不鬥爭我，誣我受託派利用，
他又何能交代？
這次政治局會議，使毛澤東、張聞天大傷腦筋，王明的矛頭正打中他們的要害。毛澤東
緊緊掌握他的實力，對八路軍各部的指導和大批人員派遣到前線去等等工作，一點也不放鬆。
他預料王明在武漢的活動，不會有甚麽大的成就。他暫時一聲不響，和我遇著的時候總是談
些輕鬆的事。張聞天有點感到自身位置難保，一切不敢像從前那樣放肆，遇著我的時候，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