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紮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
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製。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
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遊擊活動。後來西路軍隻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
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麵軍在二萬
五千裏長征時隻剩一副骨架子，那麽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
別人，隻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
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
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
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
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麵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
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
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誌們，主要是第四方麵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
浩同誌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誌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
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準，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麵軍是
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
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誌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
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麵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
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麵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
四方麵軍隻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
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隻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隻要指揮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誌過了河，決不會有古
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
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132／166
----------------------- page 469-----------------------
《我的回憶》第三冊
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雖然沒有定論，但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利用這一失敗事件，發動反張
國燾的鬥爭。反張國燾的鬥爭早就在暗中進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國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傳來之後，便大規模展開了。毛澤東、張聞天等認為當時既無內戰的危險，正是整肅內部
的好時機。展開鬥爭的目的，據說是恢復遵義會議以後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職權，並
將張國燾逐出中央，然而其實質就是建立毛澤東的獨裁。
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時，林育英顯
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約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張聞天便提議派林育英到國民黨區
域從事職工運動。我當時曾表示反對，認為他是調解黨內糾紛的當事人，應暫留延安。張聞
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
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有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
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著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現在黨內糾紛很容易解決，隻須由林
育英這位中央聯絡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議，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之後，過去因蘇維埃政策所有過的爭執，已告消失，而且經過西安
事變，，新政策執行已有相當成績，我將在會議上，表示撤銷我有過的反對意見，並正式提議，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紮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
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製。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
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遊擊活動。後來西路軍隻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
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麵軍在二萬
五千裏長征時隻剩一副骨架子，那麽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
別人，隻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來檢
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
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
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
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麵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
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
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誌們，主要是第四方麵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
浩同誌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誌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
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準，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麵軍是
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
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誌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
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麵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
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說西路軍的失敗根源於西進計劃根本不對，應當認定四方麵軍總指揮犯了戰術上的錯誤。
四方麵軍隻半數渡過了黃河（第四和三十一軍則被隔斷在黃河這一邊）自然減低了西路軍的
戰鬥力，但不能說因為隻半數渡河就註定了會失敗，第九和第三十兩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
軍團對付馬步芳部，應當遊刃有餘。他批評陳昌浩勇猛有餘，穩當不足，徐向前雖較穩當，
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員的意見。他慨嘆像紅軍這樣一支破破爛爛的隊伍，隻要指揮者稍有失
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幾枚子彈，都易招致災禍。他相信如果張國燾同誌過了河，決不會有古
浪的慘敗。因此，朱德肯定的說：西路軍驟然沒有老練指導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當，不
能集中兵力打擊敵人，而且對騎兵作戰技術不夠熟練，這些才是失敗的主因。
132／166
----------------------- page 469-----------------------
《我的回憶》第三冊
西路軍失敗的原因雖然沒有定論，但毛澤東、張聞天等都利用這一失敗事件，發動反張
國燾的鬥爭。反張國燾的鬥爭早就在暗中進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國共可以和解的消
息傳來之後，便大規模展開了。毛澤東、張聞天等認為當時既無內戰的危險，正是整肅內部
的好時機。展開鬥爭的目的，據說是恢復遵義會議以後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職權，並
將張國燾逐出中央，然而其實質就是建立毛澤東的獨裁。
毛澤東、張聞天等的第一個步驟，便是調走持論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變時，林育英顯
然已受到毛澤東等的排斥。約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張聞天便提議派林育英到國民黨區
域從事職工運動。我當時曾表示反對，認為他是調解黨內糾紛的當事人，應暫留延安。張聞
天曾說，林育英有些神經病，他過去所說的話不能算數。我當時曾質問張聞天，難道當時在
陝北各中央委員，聯名發給我的電報，主張兩個中央暫時停止職權，有林育英任雙方聯絡人，
也不能算數嗎？張聞天聽了，苦笑著說：老毛說不算數，我也沒有辦法。
我當時即與張聞天懇談，曾指出下列各要點：（一）現在黨內糾紛很容易解決，隻須由林
育英這位中央聯絡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員會議，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之後，過去因蘇維埃政策所有過的爭執，已告消失，而且經過西安
事變，，新政策執行已有相當成績，我將在會議上，表示撤銷我有過的反對意見，並正式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