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們多數仍受神權命運等舊觀念所支配,不理解為什麽會有一支與四川軍隊迥然不同的


    紅四方麵軍,而這支軍隊竟又會到通南巴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外省軍隊到了四川總是胡作


    非為的,為什麽紅四方麵軍竟能一反外省軍隊所為,專為窮人打抱不平。他們不理解共產黨


    和蘇維埃這樣抽象的名詞,總希望找出一個具體的“人”來,用他們腦中的神權命運觀念來


    牽強解釋一番,這樣,就發生過一個可笑的故事。


    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對我就有許多牽強附會的解釋。他們聯想到


    民國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壩地方,曾有一位姓張的青年農民,領導過一次劫富濟貧式的


    暴動。不久暴動失敗了,那位張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壩附近的人,認為現在的“張


    國燾”,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壩暴動領袖張某,他們說兩者之間身材年齡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


    草壩的張某流亡在外,經過神仙指點,現在脫胎換骨回來了。他們認為如果不是苦草壩的張


    某,為什麽紅四方麵軍竟會來到通南巴,視通南巴如家園,愛護備至,足證此張某即彼張某


    了。這種訛傳迅即傳遍了整個川北蘇區,為一般鄉下人所深信。他們以為共產黨、蘇維埃這


    類名詞,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語”而已。


    這個訛傳曾風靡一時,一般人覺得通南巴出了一個“真命天子”,這與通南巴的風水和人


    民命運大有關係,甚至那位農民暴動領袖張某的妻子,都曾來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蹤了的丈夫。


    可是我們不願助長鄉下人這種愚昧觀念,我和其他同誌們都極力否認這是事實,積極向人民


    解釋共產黨和蘇維埃的起源,說明紅軍是由共產黨創造出來的,而張國燾是一個人所共知的


    共產黨員,並不出生於四川。經我們多方解釋,人們才漸漸了解到共產黨和蘇維埃究竟是怎


    麽一回事,原有的訛傳也逐漸消沉下去了。


    這個故事說明共產主義的理想和當地人民的舊觀念,期間的距離不可以道裏計。我不想


    多耽誤讀者的時間,去發掘此中的詳情。簡單的說來,川北蘇區後來雖然也產生了一些革命


    人物,但論到當地的中共組織,最多隻能說是一個農民革命的團體。


    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正式建立了川北蘇維埃政府,和鄂豫皖蘇區政府一樣,這個新政


    府進行著同樣性質的工作。在工作進行中,所遇到的困難有異於鄂豫皖區,表現了這裏的特


    點。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務,在這個區域內積極執行,一般說來,通南巴一帶地廣人稀,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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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三冊


    鴉片之後,糧食耕種的麵積增加了,但還有些山地,因為無人耕種荒廢在那裏。土地多於人


    口,在分配上就比較容易進行。我們分配的辦法是:原有自耕農的土地不動;佃戶耕種地主


    的土地,即歸佃戶所有;然後截長補短,富農土地多餘的或佃戶耕種麵積過大的,都勻出一


    部給土地不足的,此外還搭配一些山地給土地不足的。我們同樣發給土地使用證,但認為現


    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質,將來仍可查田重分


    這個區域內紅軍戰士家屬,多分得較多較好的土地。因此,他們可以用半雇用勞動或部


    分僱傭勞動,來代替耕作,沒有發生像鄂豫皖區代耕製度的問題。這一帶山區常發生婦女招


    “上門漢”1的事,甚至紅軍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裏的婦女召去當上門漢去了。這是過


    去苛捐雜稅的壓迫以及鴉片的毒害,加重了壯年男丁不足的現象,在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


    為了紅軍家屬的土地不致荒廢,也隻有任他採用雇用勞動的辦法了。


    當地窮人對紳糧們極其痛恨,報復心理十分濃厚。在各鄉村的群眾大會上,都充滿了報


    仇雪恨的事情。一個土豪劣紳往往被幾十個乃至上百個的苦主控訴;甚至一個隻是當過甲長


    的人也難免被農民控訴。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農民分清主從,辨別輕重,不要將土豪們


    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鄉村農民往往發生對土豪劣紳直接行動的事,蘇維埃政府則要求


    群眾應將這類案件,叫縣政府政治保衛局或革命法庭法辦。


    紅四方麵軍的政工人員不直接懲辦土豪,往往還糾正一些當地人民處罰土豪的偏激行動。


    拘押土豪追繳罰款的事,在這個蘇區內並不常見。我軍政治工作人員會同當地人民徵發土豪


    劣紳的糧食的時候,也沒收他們所儲藏的鴉片,其價值即足以供應我軍。在禁菸高潮中,沒


    收鴉片是天經地義,不會引起人們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這兩項工作的進行,逐漸引起地主土豪們的反抗,也使蘇區的人民發生


    階級分化。地主土豪們最初也曾讚揚紅軍廢除苛捐雜稅的章程,但他們懼怕當地窮苦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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