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農交出被沒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農具等，但並沒有訂出任何故意打擊地主富農的威風等手
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鄉村蘇維埃造具地籍簿，頒發土地使用證。大會中許多農村代表
曾主張頒發土地所有證，以確定一般農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權。但大會主席團認為中共更
進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國有，如果頒發土地所有證，將強化農民的私有觀念。大會終於採納了
頒發土地使用證的辦法，並規定農民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長期性
質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證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賣。
硬性規定土地不得出租出賣，擬是這次大會土地決議的一個重大缺點。不待說，土地是
農民的主要財產，如果不能自由出賣或出租，這就使土地的使用價值大大打了一個折扣；而
且分得土地的農民也會覺得他雖可以耕種這塊土地，但是不能自由處理它。不準出賣或出租
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讓農民重行失去土地和產生新的地主富農，但這種經濟發展的自然趨
勢，又是不能抑製的。事實上，當時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是有些違反這種決定，私自出租或出
讓這種土地使用權。
在剝奪地主富農的政治權利上，我們倒採取了有彈性的政策。一般來說，地主富農是打
擊的對象，大會強調不讓地主富農分子混跡於蘇維埃和紅軍之中，但對於出身地主富農家庭
而在紅軍中有戰功、或係中共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而有工作成績的，則視為已經革命化了，
屬於例外，不受歧視。其餘擁護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的，縱然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也可享
有普通公民的權利。
大會在縮小代耕製度的範圍上也有具體的決定。一個農家的壯丁因參加紅軍去了，這一
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減少了，因而需要鄰近的農戶為之代耕。但現行代耕辦法是很混亂的。
大會規定這種製度僅限於優待紅軍戰士，而且多數是帶補助性質的，換句話說，戰士家屬的
勞動力仍須用於耕作，代耕者僅居幫忙地位，並非全部代耕。代耕者與被代耕者之間，必須
互相商定何地何時需要補助勞力，以免浪費代耕者的勞力和適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於蘇維
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即不脫離生產者），概不得援用紅軍條例要求代耕，但獎勵他們
與各農民間的換工互助，已解決他們缺乏勞動力的困難。
此外，我們還製定了統一的農業累進稅，取銷過去實行過的徵收和借貸餘量等不正規的
辦法。農業累進稅規定每一農戶平均每人所收穀子在四擔以下者，免徵租款；全戶所收穀子
超越這個基數一擔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進直到收穀子超過基數四十五擔者，征百
分之四十三2（如五口之家收穀子二十擔者，免徵；收二十二擔者，征一鬥六升，約為全收
獲量百分之點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擔者，規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擔二鬥五升，合全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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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量百分之二十強；再如收七十擔者，則須征二十一擔五鬥，約為全收穫量百分之三十強）。至
於雜糧的收穫則免徵或減征，富農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軍屬烈屬則減征或免徵，均另有規
定。
這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鄂豫皖區各領導機構都實行改組。大會選舉了一個中共鄂豫皖
區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人數為二十餘人，除原特委會委員大多聯任省委員外，還提拔了約半
數的工農幹部擔任省委，京漢鐵路工人劉琪，當地農民領袖高俊亭等就是這次被選舉出來的。
沈澤民被選為省委書記，徐立清郭述申分擔宣傳組織兩部工作。省執委會的常務委員會則由
書記及宣傳組織兩部部長，以及蘇維埃幾個主要負責人王平章鄭位三周純權等組織而成。常
委會之下，除宣傳組織兩部外，還設有秘書處職工婦女委員會等等。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鄂豫皖區軍分會也同時改組，並改名為鄂豫皖區軍事委員會，直隸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委員為：張國燾、沈澤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鍾聖、王平章、鄭
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鄺繼勛、周純權、陳昌浩等。我任軍委會主席，蔡申熙任參謀長，
陳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紅四軍改由徐向前任軍長，曾鍾聖任軍政治委員。原任紅四軍軍長的
鄺繼勛，調任第七十三師師長（初名第十三師，不久改為第七十三師）。原任軍政治委員的餘
篤三，調任蘇維埃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主任。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委員人選幾乎與軍委會的委員是相同的，它隻是一個決策機關。
我任中央分局的書記，直接指導鄂豫皖省委會和軍事委員會兩個主要機構工作，，不另設置執
行機構。中央分局的任務原是很廣泛的，須在長江以北發展黨和蘇維埃的組織、正規紅軍和
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鄉村蘇維埃造具地籍簿，頒發土地使用證。大會中許多農村代表
曾主張頒發土地所有證，以確定一般農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權。但大會主席團認為中共更
進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國有，如果頒發土地所有證，將強化農民的私有觀念。大會終於採納了
頒發土地使用證的辦法，並規定農民對於土地的使用權，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是長期性
質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證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賣。
硬性規定土地不得出租出賣，擬是這次大會土地決議的一個重大缺點。不待說，土地是
農民的主要財產，如果不能自由出賣或出租，這就使土地的使用價值大大打了一個折扣；而
且分得土地的農民也會覺得他雖可以耕種這塊土地，但是不能自由處理它。不準出賣或出租
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讓農民重行失去土地和產生新的地主富農，但這種經濟發展的自然趨
勢，又是不能抑製的。事實上，當時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是有些違反這種決定，私自出租或出
讓這種土地使用權。
在剝奪地主富農的政治權利上，我們倒採取了有彈性的政策。一般來說，地主富農是打
擊的對象，大會強調不讓地主富農分子混跡於蘇維埃和紅軍之中，但對於出身地主富農家庭
而在紅軍中有戰功、或係中共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而有工作成績的，則視為已經革命化了，
屬於例外，不受歧視。其餘擁護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的，縱然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也可享
有普通公民的權利。
大會在縮小代耕製度的範圍上也有具體的決定。一個農家的壯丁因參加紅軍去了，這一
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減少了，因而需要鄰近的農戶為之代耕。但現行代耕辦法是很混亂的。
大會規定這種製度僅限於優待紅軍戰士，而且多數是帶補助性質的，換句話說，戰士家屬的
勞動力仍須用於耕作，代耕者僅居幫忙地位，並非全部代耕。代耕者與被代耕者之間，必須
互相商定何地何時需要補助勞力，以免浪費代耕者的勞力和適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於蘇維
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即不脫離生產者），概不得援用紅軍條例要求代耕，但獎勵他們
與各農民間的換工互助，已解決他們缺乏勞動力的困難。
此外，我們還製定了統一的農業累進稅，取銷過去實行過的徵收和借貸餘量等不正規的
辦法。農業累進稅規定每一農戶平均每人所收穀子在四擔以下者，免徵租款；全戶所收穀子
超越這個基數一擔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進直到收穀子超過基數四十五擔者，征百
分之四十三2（如五口之家收穀子二十擔者，免徵；收二十二擔者，征一鬥六升，約為全收
獲量百分之點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擔者，規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擔二鬥五升，合全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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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分之二十強；再如收七十擔者，則須征二十一擔五鬥，約為全收穫量百分之三十強）。至
於雜糧的收穫則免徵或減征，富農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軍屬烈屬則減征或免徵，均另有規
定。
這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鄂豫皖區各領導機構都實行改組。大會選舉了一個中共鄂豫皖
區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人數為二十餘人，除原特委會委員大多聯任省委員外，還提拔了約半
數的工農幹部擔任省委，京漢鐵路工人劉琪，當地農民領袖高俊亭等就是這次被選舉出來的。
沈澤民被選為省委書記，徐立清郭述申分擔宣傳組織兩部工作。省執委會的常務委員會則由
書記及宣傳組織兩部部長，以及蘇維埃幾個主要負責人王平章鄭位三周純權等組織而成。常
委會之下，除宣傳組織兩部外，還設有秘書處職工婦女委員會等等。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鄂豫皖區軍分會也同時改組，並改名為鄂豫皖區軍事委員會，直隸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委員為：張國燾、沈澤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鍾聖、王平章、鄭
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鄺繼勛、周純權、陳昌浩等。我任軍委會主席，蔡申熙任參謀長，
陳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紅四軍改由徐向前任軍長，曾鍾聖任軍政治委員。原任紅四軍軍長的
鄺繼勛，調任第七十三師師長（初名第十三師，不久改為第七十三師）。原任軍政治委員的餘
篤三，調任蘇維埃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主任。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委員人選幾乎與軍委會的委員是相同的，它隻是一個決策機關。
我任中央分局的書記，直接指導鄂豫皖省委會和軍事委員會兩個主要機構工作，，不另設置執
行機構。中央分局的任務原是很廣泛的，須在長江以北發展黨和蘇維埃的組織、正規紅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