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少說明，也許含有甚多農民叛亂的色彩，缺乏無產階級的氣味。
我認真檢討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態度。我曾經自己問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線讓步嗎？
或者說，是打吹一陣革命的好消息，強調不顧一切爭取勝利的方針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戰事結束，蔣氏獲得勝利。南京政
府內部雖然仍有許多紛擾，但蔣氏勢力是加強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來對付蘇區和紅軍。
中共中央搬往各蘇區，也並非是因為蘇區不久可以有驚人的發展，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在上
海和整個白區不易立足之故。此時此地，我如果重複一些李立三的論調，豈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澤東那樣，仿佛自己是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麽？或
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自己就要農民化一點。我認為不可為，而且不屑為。共產主義，顯
然是一種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義，顯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理想，兩者如何能
混為一談。如果用另一種觀念來說，也許可以說我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
我這個人對共產國際，特別是對史達林，身懷不滿，而且又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產國際的令箭自居麽？我不能、也不願意一開口就搬出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
來嚇服那些“土共”。我更沒有扮演過手持“正確路線”的“上方寶劍”，處罰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聽話的人。五年以後，和我一直共事的陳昌浩向我說過一些帶有批評性質
的話，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愛的領導者，有一些特長為他們所不及，但他直說，他從未
聽見我吹噓共產國際，甚至連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名字都很少說到，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當時我承認他所說的合乎事實，但也指出有些經過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敘述了這些
經過情形）。
接著我發表了一次總結式的重要演說，我向這個區域的全體負責幹部闡明了我的態度和
工作方針。我表明我自己支持鞏固蘇區和壯大紅軍的方針，但如何實施，除已有決定外，仍
須由我們自己去研究並草擬計劃。我自己就抱著一麵工作一麵研究的態度。我說明江西紅軍
在本年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的勝利，雖令人鼓舞，但是蘇維埃走向紅軍勝利，還有一段漫長
的時間。增加自身力量不僅要從量的方麵，而且也要從質的方麵下工夫。我們應當努力爭取
戰爭勝利，擴大蘇區和紅軍，一刻也不能放鬆使紅軍成為“王者之師”。我們要淘汰一些地主
富農分子，使其完全為中共領導；加強戰鬥力，不亂打土豪，經濟上一點也不亂來，使蘇區
成為模範政治區，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以自別於國民黨政府那種魚肉人民的作
法。要完成這些繁重任務，首先要努力是特委會下的所有組織布爾什維克化。
我的主張獲得特委會大多數委員的積極支持。我素來的信譽，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誌
們相信我會領導他們走上較妥善的勝利道路。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後，表現的心悅誠服，即使
是抱懷疑態度的曾鍾聖，也轉而表示支持。接著我接管了軍委會主席的職務（曾鍾聖則退居
軍委會委員）。我也經常參加特委會會議，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從拘押中的一千多個土豪
中，第一批無條件釋放了三百多人，其餘陸續清理，不久又釋放了一大部份。增產蔬果和早
熟農作物的辦法在全蘇區內，積極推行。蘇維埃負責人忙著調配一些糧食，分配給那些極度
缺糧的人。蘇區內的幾個主要市鎮，商賈賣販活躍起來了。有關財政經濟的條例，陸續製定
頒行。印刷廠也在籌設之中，準備發行紙幣。
軍委會的軍需處是一個最保守的機構，其負責人對於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們認為釋放
土豪，使主要財源斷絕，將無法解決軍隊的供應，目前最急迫的就是軍隊的夏裝問題無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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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決。我不得不親自去考察這個問題，清查了軍需處的庫存，找出積弊和浪費所在。我和他們
詳細研究如何節省用料，如何利用舊存服裝，如何控製發放等辦法。結果發現我們掌握的材
料，可以製成一萬五千套，比原擬製成的一萬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於我的這些努力，證
明了軍隊供應不會受到重大影響。同誌們的憂慮減少了，改變政策的障礙也減輕了。
我在這個蘇區中心，忙了約兩個星期，一切工作的進行，大體上已建立了一個新秩序，
但我仍沒有與紅四軍廣泛接觸。我決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裏的紅軍主力，試圖推行同樣的
改革，去掉一些遊擊習氣。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風。同時，特委會也準備將所屬機構遷移到新
集去，並在那裏籌備黨和蘇區大會的舉行，以討論我所開始試行的新政。
我認真檢討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態度。我曾經自己問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線讓步嗎？
或者說，是打吹一陣革命的好消息，強調不顧一切爭取勝利的方針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
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間，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戰事結束，蔣氏獲得勝利。南京政
府內部雖然仍有許多紛擾，但蔣氏勢力是加強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來對付蘇區和紅軍。
中共中央搬往各蘇區，也並非是因為蘇區不久可以有驚人的發展，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在上
海和整個白區不易立足之故。此時此地，我如果重複一些李立三的論調，豈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澤東那樣，仿佛自己是綸巾羽扇，身懷無字天書，裝作未卜先知的軍師麽？或
者說，既然要領導農民，自己就要農民化一點。我認為不可為，而且不屑為。共產主義，顯
然是一種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義，顯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農民叛亂理想，兩者如何能
混為一談。如果用另一種觀念來說，也許可以說我太不懂得共產主義的中國化了。
我這個人對共產國際，特別是對史達林，身懷不滿，而且又是不為他們所信任的人，我
能以手持共產國際的令箭自居麽？我不能、也不願意一開口就搬出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
來嚇服那些“土共”。我更沒有扮演過手持“正確路線”的“上方寶劍”，處罰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聽話的人。五年以後，和我一直共事的陳昌浩向我說過一些帶有批評性質
的話，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愛的領導者，有一些特長為他們所不及，但他直說，他從未
聽見我吹噓共產國際，甚至連共產國際和史達林的名字都很少說到，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當時我承認他所說的合乎事實，但也指出有些經過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敘述了這些
經過情形）。
接著我發表了一次總結式的重要演說，我向這個區域的全體負責幹部闡明了我的態度和
工作方針。我表明我自己支持鞏固蘇區和壯大紅軍的方針，但如何實施，除已有決定外，仍
須由我們自己去研究並草擬計劃。我自己就抱著一麵工作一麵研究的態度。我說明江西紅軍
在本年一月間消滅張輝瓚師的勝利，雖令人鼓舞，但是蘇維埃走向紅軍勝利，還有一段漫長
的時間。增加自身力量不僅要從量的方麵，而且也要從質的方麵下工夫。我們應當努力爭取
戰爭勝利，擴大蘇區和紅軍，一刻也不能放鬆使紅軍成為“王者之師”。我們要淘汰一些地主
富農分子，使其完全為中共領導；加強戰鬥力，不亂打土豪，經濟上一點也不亂來，使蘇區
成為模範政治區，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潔，以自別於國民黨政府那種魚肉人民的作
法。要完成這些繁重任務，首先要努力是特委會下的所有組織布爾什維克化。
我的主張獲得特委會大多數委員的積極支持。我素來的信譽，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誌
們相信我會領導他們走上較妥善的勝利道路。他們聽了我的解釋後，表現的心悅誠服，即使
是抱懷疑態度的曾鍾聖，也轉而表示支持。接著我接管了軍委會主席的職務（曾鍾聖則退居
軍委會委員）。我也經常參加特委會會議，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從拘押中的一千多個土豪
中，第一批無條件釋放了三百多人，其餘陸續清理，不久又釋放了一大部份。增產蔬果和早
熟農作物的辦法在全蘇區內，積極推行。蘇維埃負責人忙著調配一些糧食，分配給那些極度
缺糧的人。蘇區內的幾個主要市鎮，商賈賣販活躍起來了。有關財政經濟的條例，陸續製定
頒行。印刷廠也在籌設之中，準備發行紙幣。
軍委會的軍需處是一個最保守的機構，其負責人對於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們認為釋放
土豪，使主要財源斷絕，將無法解決軍隊的供應，目前最急迫的就是軍隊的夏裝問題無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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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決。我不得不親自去考察這個問題，清查了軍需處的庫存，找出積弊和浪費所在。我和他們
詳細研究如何節省用料，如何利用舊存服裝，如何控製發放等辦法。結果發現我們掌握的材
料，可以製成一萬五千套，比原擬製成的一萬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於我的這些努力，證
明了軍隊供應不會受到重大影響。同誌們的憂慮減少了，改變政策的障礙也減輕了。
我在這個蘇區中心，忙了約兩個星期，一切工作的進行，大體上已建立了一個新秩序，
但我仍沒有與紅四軍廣泛接觸。我決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裏的紅軍主力，試圖推行同樣的
改革，去掉一些遊擊習氣。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風。同時，特委會也準備將所屬機構遷移到新
集去，並在那裏籌備黨和蘇區大會的舉行，以討論我所開始試行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