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記憶的，概述一下，以了解當時中共內部的狀況。
當時多數同誌的談論以何孟雄為中心。讀者或能記憶何孟雄是最初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
年團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員，雖然沒有同我經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親密戰
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釗等被害後，不能在北方立足，調到上海工作擴歷任上海區委
委員等重要職位，曾一度擔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與李立三常有爭論，因而成為老幹部派的
代言人。一般同誌提起何孟雄就會聯想到在莫斯科的張國燾、蔡和森，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
項英，以及在北方的劉少奇等，有點老幹部的味兒。如果談到反立三路線，往往會敘述何孟
雄是怎樣怎樣說過的。似乎在中共多數中堅幹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統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原係反對瞿秋白盲動主義的何孟雄，根據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指責李立三沒有遵照決議實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攆出中共中央
的時候，何孟雄進而指責李立三違反了第六次大會的決議，其所作所為，實是瞿秋白盲動主
義的繼續。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進而策劃推翻李立三的統治。他指責李立三使
中共蒙受重大的損害。在何孟雄看來，這些年國民黨內鬥不已，軍閥戰爭，愈演愈烈，實予
中共很多復興的機會。由於李立三的錯誤，中共不但沒有乘機獲得充分發展，而且不斷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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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許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領導能力，說他隻是一個煽動家，根本不能做
舵手，如果再讓他胡鬧下去，中共就會完蛋了。
我所遇見的同誌，都沒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蘇聯出兵東北、外蒙，進攻京津，來配合他
奪取武漢的那個“天才計劃”這是共產國際極為憤怒的事，似乎沒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說到
應聯合富農抑或反對富農的問題，似乎這都是莫斯科的清談。何孟雄及一般同誌所知道的，
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類的左傾空談。他們多根據日常體念和切身痛苦來批評李立三。他
們諷刺李立三這尊大炮隻會吹牛，一味言過其實，好大喜功，拔苗助長。他們舉出很多實際
的例子，例如應該在若幹大城市發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為這件事或那件事來反對國民黨之類，
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視，便是隻憑主觀亂搞一通。比如，某一個工廠的工人，因為切身痛苦而
醞釀罷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過高要求，所得的結果，往往是嚇走了工人
群眾，不但罷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黨員和工人活動分子因而被捕和被開除等等禍害。
在農村中也是一樣，不讓企圖再起的農民有準備力量的機會，老是命令他們作力不勝任的進
攻。總之，那些滿懷鬱抑的同誌們，常這樣慨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廣大工農
群眾和知識青年中，已培植了相當基礎，雖經清黨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殘酷鎮壓，仍在各處埋
藏和保留著不少的根苗，經過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鬧，這些根苗也幾乎喪失殆盡了。
李立三朝夕夢想憑蘇維埃和紅軍來打天下，雖也獲致可觀的發展，但一般同誌還是認為
他坐失良機，沒有達到更好的成績。我沒有聽見過同誌們根本反對蘇維埃路線的說法（當時
隻有托洛斯基派曾這樣說）。一般同誌大多認為蘇維埃路線是既成事實，或者說要反對國民黨，
那就非要豎起蘇維埃的旗幟不可。一般批評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對此作法甚有偏差。同誌譏諷
李立三專愛發號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鴉片菸癮一樣。他務虛名而不求實際，重
量而不重質。他坐在那間秘密的辦公室中，儼如統帥，頒發軍隊番號，簽署委任狀。譬如某
一地區有幾名遊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區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頒發一個師或軍
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於是左一個命令，
右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裏，明天又進攻那裏；或者，憑他的主觀，指示甚麽應當做，
甚麽不應當做，聲斥這樣，褒獎那樣，忙個不停。至於如何進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種方式
組織農民鬥爭，訓練各種人才，充實蘇維埃，協助解決各種困難，實際掌握紅軍，增強戰鬥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夠重視。
李立三一向愛搞甚麽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二年，領導安源礦工罷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運
動時，都曾這樣做過。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間，當他認定中國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須在全國範
圍內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時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組織、少共和工會等等都混合
起來，組織成行動委員會。所謂行動委員會，即是暴動指揮部，其組織人員，由李立三自上
當時多數同誌的談論以何孟雄為中心。讀者或能記憶何孟雄是最初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
年團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員，雖然沒有同我經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親密戰
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釗等被害後，不能在北方立足，調到上海工作擴歷任上海區委
委員等重要職位，曾一度擔任中共上海區委書記，與李立三常有爭論，因而成為老幹部派的
代言人。一般同誌提起何孟雄就會聯想到在莫斯科的張國燾、蔡和森，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
項英，以及在北方的劉少奇等，有點老幹部的味兒。如果談到反立三路線，往往會敘述何孟
雄是怎樣怎樣說過的。似乎在中共多數中堅幹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統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後，原係反對瞿秋白盲動主義的何孟雄，根據中共第
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指責李立三沒有遵照決議實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攆出中共中央
的時候，何孟雄進而指責李立三違反了第六次大會的決議，其所作所為，實是瞿秋白盲動主
義的繼續。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進而策劃推翻李立三的統治。他指責李立三使
中共蒙受重大的損害。在何孟雄看來，這些年國民黨內鬥不已，軍閥戰爭，愈演愈烈，實予
中共很多復興的機會。由於李立三的錯誤，中共不但沒有乘機獲得充分發展，而且不斷遭受
17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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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許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領導能力，說他隻是一個煽動家，根本不能做
舵手，如果再讓他胡鬧下去，中共就會完蛋了。
我所遇見的同誌，都沒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蘇聯出兵東北、外蒙，進攻京津，來配合他
奪取武漢的那個“天才計劃”這是共產國際極為憤怒的事，似乎沒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說到
應聯合富農抑或反對富農的問題，似乎這都是莫斯科的清談。何孟雄及一般同誌所知道的，
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類的左傾空談。他們多根據日常體念和切身痛苦來批評李立三。他
們諷刺李立三這尊大炮隻會吹牛，一味言過其實，好大喜功，拔苗助長。他們舉出很多實際
的例子，例如應該在若幹大城市發動工人和知識分子，為這件事或那件事來反對國民黨之類，
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視，便是隻憑主觀亂搞一通。比如，某一個工廠的工人，因為切身痛苦而
醞釀罷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過高要求，所得的結果，往往是嚇走了工人
群眾，不但罷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黨員和工人活動分子因而被捕和被開除等等禍害。
在農村中也是一樣，不讓企圖再起的農民有準備力量的機會，老是命令他們作力不勝任的進
攻。總之，那些滿懷鬱抑的同誌們，常這樣慨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廣大工農
群眾和知識青年中，已培植了相當基礎，雖經清黨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殘酷鎮壓，仍在各處埋
藏和保留著不少的根苗，經過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鬧，這些根苗也幾乎喪失殆盡了。
李立三朝夕夢想憑蘇維埃和紅軍來打天下，雖也獲致可觀的發展，但一般同誌還是認為
他坐失良機，沒有達到更好的成績。我沒有聽見過同誌們根本反對蘇維埃路線的說法（當時
隻有托洛斯基派曾這樣說）。一般同誌大多認為蘇維埃路線是既成事實，或者說要反對國民黨，
那就非要豎起蘇維埃的旗幟不可。一般批評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對此作法甚有偏差。同誌譏諷
李立三專愛發號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鴉片菸癮一樣。他務虛名而不求實際，重
量而不重質。他坐在那間秘密的辦公室中，儼如統帥，頒發軍隊番號，簽署委任狀。譬如某
一地區有幾名遊擊隊，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區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頒發一個師或軍
的番號。因此他紙上的兵力，總在不斷增加，革命也就高漲起來。李立三於是左一個命令，
右一個命令，指揮今天進攻這裏，明天又進攻那裏；或者，憑他的主觀，指示甚麽應當做，
甚麽不應當做，聲斥這樣，褒獎那樣，忙個不停。至於如何進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種方式
組織農民鬥爭，訓練各種人才，充實蘇維埃，協助解決各種困難，實際掌握紅軍，增強戰鬥
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夠重視。
李立三一向愛搞甚麽行動委員會，一九二二年，領導安源礦工罷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運
動時，都曾這樣做過。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間，當他認定中國革命形勢已經成熟，須在全國範
圍內武裝暴動，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時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組織、少共和工會等等都混合
起來，組織成行動委員會。所謂行動委員會，即是暴動指揮部，其組織人員，由李立三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