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高潮的到來，忽視了發動群眾、配合工農紅軍、奪取大城市的暴動，足見是明顯的犯
了右傾的錯誤。
這件事確是反右傾的怪現象。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對之不免啼笑皆非，他們覺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過火，也許還覺得在中共中央應受處罰的，不該是蔡和森，而應該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傾壓力之下，他們似又覺得不便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們無言的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這
就助長了李立三的盲動氣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來到莫斯科，他保持極度緘默，不願表示使何意見，也沒有向
共產國際作任何的申訴，僅要求在莫斯科學習一個時期。他也絕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談論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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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內部的事，甚至不輕易與人來往，終日索居在住所中，藉助於字典，埋頭讀書。我覺得我責
無旁貸應為蔡和森作不平之鳴，但他卻反對我這樣做，甚至聲言如果我這樣做，他將指斥我
無事生非。
從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許他覺得在目前洶湧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為右傾，都會或
多或少的倒黴，那裏還有甚麽道理可講！任何申訴都於事無補。我明知這樣消極，不合道理，
但客觀環境，確是如此，隻得作罷。
共產國際主席團和秘書處每次開會都發給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時出席，我常藉故請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從未發言，蔡和森事件發生之後，我更顯得意態消沉。這樣，我自然使人
認為是反右傾不夠積極，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爾格終於來質問我，為甚麽不常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不發表一些反
右傾的言論？我告訴他，蔡和森的事我是應當發言的，但我終於保持了緘默，避免在反右傾
中來唱反調，其他的事有瞿秋白髮言，也就夠了。我猜想他一定將我的話轉告他的上司；但
此後也沒有甚麽下文。
當時，莫斯科的黨內鬥爭，對外國同誌還算寬大一點。共產國際首腦中，也有些人不願
任意給人扣上一頂右傾的帽子，我的處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對共產國際有過不滿，
反右傾又不夠積極，但也有人覺得中共將來還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過盲動主義的委屈，因
而不願對我多施壓力，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中，我避免了許多麻煩。
瞿秋白當時的處境似乎比我還要苦惱，不僅米夫和他作對，而且反右傾的火也燃燒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認為奉行共產國際的意旨，可是是非總是跟著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盲
動主義，以至當前的右傾等等禍害，他都沾染上；這使他不無危俱之感。他似覺得中共黨內
的紛爭還不算嚴重，莫斯科的鬥爭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經過鮑羅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見上的距離，逐漸縮短了。
不用說，米夫的一舉一動是以克裏姆林宮主人的顏色為轉移的。他似乎覺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傾，中共就不能專反盲動主義，莫斯科在反富農，中共也就不應例外。他不理會象蔡和
森這類嚴重的事件，卻銳意去找中共領袖們的右傾毛病，他根據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
中有聯絡富農的話，同時瞿秋白也有聯絡富農的主張，認為這就是他做反右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鮑羅庭不直米夫所為，他們兩人的出發點也許不一樣，但一致主張在中國不但
不能反對富農，甚至有時還要推行聯絡富農的政策，瞿秋白以為如果強調反富農，將使中國
蘇維埃運動的基礎縮小，可能招致失敗的危機。
那時困居在莫斯科的鮑羅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願談現實政治，但為了中國的富農
問題，卻捲入了爭論的漩渦中。我是鮑羅庭那間大客廳中經常的座上客，我們在中國所建立
的友誼，使我們的談話不拘形跡；他談笑風生，娓娓敘述我國的民間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雖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鮑羅庭熟悉國際政治情況，對中國問題，仍保有武漢時期的觀點。他透露出他對中國建
立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並無信心，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漫無止境，他設想史達林終有一天會
回頭要中共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重新結合起來，反對外國的侵略。因此，他覺得此時要中共
強調反富農是不了解中國問題的錯誤想法。
鮑羅庭表示了他反對米夫的見解之後，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極為重要。他不
贊成瞿秋白的左傾作風，並曾勸告瞿秋白改正過來，他相信瞿秋白不會再反對我。後來事實
證明瞿秋白確實改弦更張了。我和瞿秋白之間，雖沒有完全恢復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誼，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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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確不再向我進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國問題的會議，請鮑羅庭就中國富農問題發表演說，在我看來，鮑羅
了右傾的錯誤。
這件事確是反右傾的怪現象。共產國際的首腦們對之不免啼笑皆非，他們覺得李立三的
做法是過火，也許還覺得在中共中央應受處罰的，不該是蔡和森，而應該是李立三，但在反
右傾壓力之下，他們似又覺得不便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們無言的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這
就助長了李立三的盲動氣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來到莫斯科，他保持極度緘默，不願表示使何意見，也沒有向
共產國際作任何的申訴，僅要求在莫斯科學習一個時期。他也絕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談論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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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事，甚至不輕易與人來往，終日索居在住所中，藉助於字典，埋頭讀書。我覺得我責
無旁貸應為蔡和森作不平之鳴，但他卻反對我這樣做，甚至聲言如果我這樣做，他將指斥我
無事生非。
從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許他覺得在目前洶湧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為右傾，都會或
多或少的倒黴，那裏還有甚麽道理可講！任何申訴都於事無補。我明知這樣消極，不合道理，
但客觀環境，確是如此，隻得作罷。
共產國際主席團和秘書處每次開會都發給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時出席，我常藉故請假，
就是前往出席，也從未發言，蔡和森事件發生之後，我更顯得意態消沉。這樣，我自然使人
認為是反右傾不夠積極，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爾格終於來質問我，為甚麽不常參加共產國際的會議，不發表一些反
右傾的言論？我告訴他，蔡和森的事我是應當發言的，但我終於保持了緘默，避免在反右傾
中來唱反調，其他的事有瞿秋白髮言，也就夠了。我猜想他一定將我的話轉告他的上司；但
此後也沒有甚麽下文。
當時，莫斯科的黨內鬥爭，對外國同誌還算寬大一點。共產國際首腦中，也有些人不願
任意給人扣上一頂右傾的帽子，我的處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對共產國際有過不滿，
反右傾又不夠積極，但也有人覺得中共將來還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過盲動主義的委屈，因
而不願對我多施壓力，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中，我避免了許多麻煩。
瞿秋白當時的處境似乎比我還要苦惱，不僅米夫和他作對，而且反右傾的火也燃燒到他
的身上，他一直自認為奉行共產國際的意旨，可是是非總是跟著他，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盲
動主義，以至當前的右傾等等禍害，他都沾染上；這使他不無危俱之感。他似覺得中共黨內
的紛爭還不算嚴重，莫斯科的鬥爭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經過鮑羅庭的疏解，他和我意
見上的距離，逐漸縮短了。
不用說，米夫的一舉一動是以克裏姆林宮主人的顏色為轉移的。他似乎覺得莫斯科正在
反右傾，中共就不能專反盲動主義，莫斯科在反富農，中共也就不應例外。他不理會象蔡和
森這類嚴重的事件，卻銳意去找中共領袖們的右傾毛病，他根據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的報告
中有聯絡富農的話，同時瞿秋白也有聯絡富農的主張，認為這就是他做反右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鮑羅庭不直米夫所為，他們兩人的出發點也許不一樣，但一致主張在中國不但
不能反對富農，甚至有時還要推行聯絡富農的政策，瞿秋白以為如果強調反富農，將使中國
蘇維埃運動的基礎縮小，可能招致失敗的危機。
那時困居在莫斯科的鮑羅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願談現實政治，但為了中國的富農
問題，卻捲入了爭論的漩渦中。我是鮑羅庭那間大客廳中經常的座上客，我們在中國所建立
的友誼，使我們的談話不拘形跡；他談笑風生，娓娓敘述我國的民間故事，也常陪我下棋，
雖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鮑羅庭熟悉國際政治情況，對中國問題，仍保有武漢時期的觀點。他透露出他對中國建
立蘇維埃政權的政策並無信心，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野心漫無止境，他設想史達林終有一天會
回頭要中共與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重新結合起來，反對外國的侵略。因此，他覺得此時要中共
強調反富農是不了解中國問題的錯誤想法。
鮑羅庭表示了他反對米夫的見解之後，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極為重要。他不
贊成瞿秋白的左傾作風，並曾勸告瞿秋白改正過來，他相信瞿秋白不會再反對我。後來事實
證明瞿秋白確實改弦更張了。我和瞿秋白之間，雖沒有完全恢復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誼，但他
16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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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確不再向我進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國問題的會議，請鮑羅庭就中國富農問題發表演說，在我看來，鮑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