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決議案中說:“廣州暴動開始了中國革命的第三時期—蘇維埃時期。”
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著重指
出:日本在濟南出兵,採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
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
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
要的論斷被忽略了,是這次大會最大的失敗,也是史達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個惡果。決議文
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
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製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
與軍閥製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
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
前途。
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
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麵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麵抹煞這個既成
事實,發動從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
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史達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
據說史達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
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
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劉存厚,帝製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
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史達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
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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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
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
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
史達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
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隻須利用國
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
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麽?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麵雖不多說,心目中
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著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
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
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
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
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麵,
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
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
論根據。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
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
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雲雲。但這隻是
同時又說廣州暴動是“退兵時的一戰”,這顯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會的演說中著重指
出:日本在濟南出兵,採用暴力侵略,中國有被瓜分或爆發太平洋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在
將來劇烈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中共有與譚平山這類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可能。這個與“工
農民權獨裁”,顯然不同的“聯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決議,但也沒有人批駁過。這個重
要的論斷被忽略了,是這次大會最大的失敗,也是史達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個惡果。決議文
中還進而武斷地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走到帝國主義豪紳地主的反革命營壘,他
以前是削弱並動搖軍閥製度的動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現在卻變成鞏固並團結帝國主義
與軍閥製度的一種動力。”這種說法非常荒謬,後來的抗日戰爭這個事實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於當時托洛斯基主張中共不應搞蘇維埃,應當要求召集國民會議,力爭民主之說,更沒有
討論過。因此大會決議並沒有證明中共此後非走蘇維埃道路不可,也沒有詳細說明它的發展
前途。
蘇維埃這個公式似是既成事實,南昌暴動失敗,結束了國民黨左派政權這個政治鬥爭目
標,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又樹起了蘇維埃這麵旗幟。而且,沒有人願意出麵抹煞這個既成
事實,發動從新檢討的討論,因此,討論的重心就轉到了“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發展前途。
即是說,這次大會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農村蘇維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發展。
史達林在回答中國農村蘇維埃存在的意義時,曾說過一些有趣的話。在這次代表大會前,
據說史達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情勢下,許多中共黨員跑到偏僻的農村去,組織
農村蘇維埃和從事農民武裝是有好處的,即是較易於保存一部份幹部和一部份實力。不久斯
大林又補充說,中國不統一,而交通又極不發達,蘇維埃和紅軍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
四川的劉存厚,帝製餘孽,守舊的軍閥,弄到形單勢孤,還能憑藉少數兵力在四川綏定地區
盤據了十幾年直到現在,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從史達林這些話看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蘇
維埃運動之缺乏信心,簡直是近於悲觀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孫中山曾據廣東一隅反抗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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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沒有提到其他許多割據稱雄的事例,卻舉劉存厚處在極偏僻地區的最反動割據以為例,
實在耐人尋味。
“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這句口號似是萬應靈藥。因為這個新名詞第,可以擋住“割地自
雄”、“反動割據”和“分裂國土”這一類的指責,再則它可以隨意解釋,便於盲動主義者和
史達林的徒子徒孫們—米夫派—乘機走私,以圖近功。這句口號,在這次大會中討論得極多,
瞿秋白曾利用這句口號,多方掩飾他的盲動主義,似乎不管革命形勢是否高漲,隻須利用國
民黨內部的混亂和軍閥戰爭,就可在鄉村大搞蘇維埃,並把這些散處各鄉村蘇維埃集合起來
包圍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端麽?米夫和他的門徒們表麵雖不多說,心目中
總以為中國土地革命涵藏著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憑此找出中國革命的捷徑。因此,後來
特別強調鞏固蘇維埃區域,和積極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組成,也就是他們這種想法的具體
表現。我對上述觀念批評最多,一直堅持土地革命須與反帝相配合,如果沒有全國革命形勢
的高漲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實現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這次大會的決議文雖將當時的蘇維埃政權根據地和少數工農革命軍,看作是農民鬥爭,
也並不將他看作革命政權,還警告不可對它估價過高,因為它的力量還很小。但在另一方麵,
這決議文卻判定:“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潮之下,是
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根據這個假定又進而說到:“一切政權歸工農兵代
表會議的宣傳口號,將要如何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這些論斷便是後來整個蘇維埃運動的理
論根據。由於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擬決議文時上下其手,這次大會沒有扭轉忽視反帝的傾向,
特別漠視日本侵略的危險;更抹殺了國民黨反日本侵略和作為民族派的積極效能;又誇大了
土地改革的作用,錯誤地移植了蘇維埃這個政權公式,因而先後釀成了中共內部許多糾紛。
例如立三盲動路線,米夫、王明的蘇維埃路線,毛澤東的遊擊主義和我自己對中共中央的反
抗等等。
除以上說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會另一個重要表演,是促進了黨的團結雲雲。但這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