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奇佳的演說，刻劃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點是沒有更明確的提出自己
的積極主張，他希望我在大會的正式發言中，補充這一點。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於六月下旬正式舉行。到會的代表共三十餘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學生出席旁聽的約有十餘人。大會開幕以後，由布哈林向大會作主要報告，題目是“世界革
命形勢與中共的任務”。他在這篇冗長的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見。他的這
篇報告，成為這次大會政治決議的基礎。他的種種表現，給我和其他同誌以深刻的印象，認
為他有正直誠實的風度。
他說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時，雖然避免提到共產國際政策上的錯誤，但也沒有肯定
表示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對的；也沒有說到陳獨秀時代中央的錯誤是由於違反了共
產國際的指示。但卻直率的說：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這是鐵
一般的事實。他根據這種論斷，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關係深表遺憾。
他提到國共合作時期，尤其是武漢時期的種種事買時，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敵人的力
量過於強大，同時國際革命力量並不能給中國革命以有力的支援，這是因為中國革命達於高
潮時，西歐的革命運動卻正受到挫折的緣故。但中共中央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聯合戰線的
任務，缺乏正確的了解；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因而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
他提到南昌暴動一事時，大聲地說，共產國際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確有發出。但他沒有
進而批評這個舉動是否正確，和為甚麽發出這封阻止的電報。他繼而宣稱南昌暴動是反對中
國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基本上是對的。他對於未能使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結合起來
這一點，認為是最大的失算。
他嚴厲批評盲動主義的錯誤，要求這次大會予以糾正。但他畢竟不願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盪，多少採取和事老的態度，號召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之下團結起來。
他極力說明反帝國主義的重要。他認為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將有瓜分
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發生；因此，爭取中國的獨立，還是中國革命者主要的任務。由此出發，
他認為中共將來還要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結成反帝聯合戰線。甚至認為將來中國革命政權可
能由中共和譚平山這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平分職掌。他不主張過份強調反富農，他的這種
主張，甚有先見之明，後來卻被史達林派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
繼布哈林之後，是瞿秋白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談國共合作時期的故事。
他批評陳獨秀雖然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但放棄領導權的爭取，甘心做國民黨的尾巴。
又指我一貫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國民黨爭革命領導，同樣是右傾機會主
義。隻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確的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贊成加入國民黨去積極爭取中國國民革
命的領導權。但他的論據，除了引證一些列寧的話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幹顯明的歷史事實，
來證明他的立場完全正確。而且他並沒有著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動主義的錯誤和明確表示中共
今後應取的方針，因此，他的報告曾引起多數代表的不滿。
1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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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會討論這些報告將告結束時，瞿秋白提出了各組審查委員會的名單，負審查各種報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決議之責，再提交大會批準。由於許多代表不滿意他所提出來的名單，認
為各名單中沒有適當的包括反對方麵的同誌，曾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大會否決了他所提出的
名單。這件事使瞿秋白認為是大會對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會場，向共產國際求援。結果，
共產國際派來四位年老資深的委員，半用壓力半用調解的方式，才將名單予以適當的修改通
過。
代表們在主張上，大致有這麽一種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堅持八七會議以後
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王若飛、汪澤愷這兩位與陳獨秀關係較密切的人物，嚴格批評瞿秋白
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在這兩種極端主張之中，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等，主張維持瞿秋
白中央的領導，但須糾正錯誤，我和蔡和森、項英、羅章龍、王仲一等，主張瞿秋白應徹底
改正錯誤，才能繼續在中央工作。
這次大會，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布哈林等人，並不經常來參加，但擔任中國
部長的米夫，率領著土地問題專家沃林等人，卻是每次會議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產國際的
名義，在那裏施用壓力。他曾約我懇談，開門見山的向我說，共產國際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見，互相合作。我表示，隻要瞿秋白能糾正錯誤，合作當無問題。他進而探詢，是否這
的積極主張，他希望我在大會的正式發言中，補充這一點。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於六月下旬正式舉行。到會的代表共三十餘人。莫斯科的中共留
學生出席旁聽的約有十餘人。大會開幕以後，由布哈林向大會作主要報告，題目是“世界革
命形勢與中共的任務”。他在這篇冗長的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見。他的這
篇報告，成為這次大會政治決議的基礎。他的種種表現，給我和其他同誌以深刻的印象，認
為他有正直誠實的風度。
他說到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時，雖然避免提到共產國際政策上的錯誤，但也沒有肯定
表示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對的；也沒有說到陳獨秀時代中央的錯誤是由於違反了共
產國際的指示。但卻直率的說：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們，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這是鐵
一般的事實。他根據這種論斷，對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這種關係深表遺憾。
他提到國共合作時期，尤其是武漢時期的種種事買時，認為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敵人的力
量過於強大，同時國際革命力量並不能給中國革命以有力的支援，這是因為中國革命達於高
潮時，西歐的革命運動卻正受到挫折的緣故。但中共中央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聯合戰線的
任務，缺乏正確的了解；在緊急關頭，不能打破敵人的包圍，因而犯有機會主義的錯誤。
他提到南昌暴動一事時，大聲地說，共產國際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確有發出。但他沒有
進而批評這個舉動是否正確，和為甚麽發出這封阻止的電報。他繼而宣稱南昌暴動是反對中
國國民黨的軍事行動，這一行動基本上是對的。他對於未能使南昌暴動與秋收暴動結合起來
這一點，認為是最大的失算。
他嚴厲批評盲動主義的錯誤，要求這次大會予以糾正。但他畢竟不願中共受到更大的震
盪，多少採取和事老的態度，號召中共黨員在共產國際正確路線之下團結起來。
他極力說明反帝國主義的重要。他認為日本有瓜分中國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將有瓜分
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發生；因此，爭取中國的獨立，還是中國革命者主要的任務。由此出發，
他認為中共將來還要與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結成反帝聯合戰線。甚至認為將來中國革命政權可
能由中共和譚平山這一類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平分職掌。他不主張過份強調反富農，他的這種
主張，甚有先見之明，後來卻被史達林派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
繼布哈林之後，是瞿秋白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花了很多時間談國共合作時期的故事。
他批評陳獨秀雖然贊成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但放棄領導權的爭取，甘心做國民黨的尾巴。
又指我一貫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國民黨爭革命領導，同樣是右傾機會主
義。隻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確的遵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贊成加入國民黨去積極爭取中國國民革
命的領導權。但他的論據，除了引證一些列寧的話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幹顯明的歷史事實，
來證明他的立場完全正確。而且他並沒有著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動主義的錯誤和明確表示中共
今後應取的方針，因此，他的報告曾引起多數代表的不滿。
14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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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會討論這些報告將告結束時，瞿秋白提出了各組審查委員會的名單，負審查各種報告
和提案，以及起草決議之責，再提交大會批準。由於許多代表不滿意他所提出來的名單，認
為各名單中沒有適當的包括反對方麵的同誌，曾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大會否決了他所提出的
名單。這件事使瞿秋白認為是大會對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會場，向共產國際求援。結果，
共產國際派來四位年老資深的委員，半用壓力半用調解的方式，才將名單予以適當的修改通
過。
代表們在主張上，大致有這麽一種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數追隨者，堅持八七會議以後
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王若飛、汪澤愷這兩位與陳獨秀關係較密切的人物，嚴格批評瞿秋白
所作所為都是錯誤的。在這兩種極端主張之中，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等，主張維持瞿秋
白中央的領導，但須糾正錯誤，我和蔡和森、項英、羅章龍、王仲一等，主張瞿秋白應徹底
改正錯誤，才能繼續在中央工作。
這次大會，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舉行，布哈林等人，並不經常來參加，但擔任中國
部長的米夫，率領著土地問題專家沃林等人，卻是每次會議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產國際的
名義，在那裏施用壓力。他曾約我懇談，開門見山的向我說，共產國際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
除成見，互相合作。我表示，隻要瞿秋白能糾正錯誤，合作當無問題。他進而探詢，是否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