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覺得租界和國民黨的特務，多將逮捕共產黨的工作當作生財之道。這些人可能有這
樣一種想法：如果真賣力，將中共黨員一古腦兒捉完了，無異是自毀財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讓它細水長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這班惡狗，在思想上本說不上甚麽反共，就連國家
觀念也沒有；他們受僱於外人或國民黨，一切隻為個人利益著想，似不會對中共施展出斬盡
殺絕的手段。我們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下，能夠生存下去。
項英對於這種情報工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指出顧順章在這方麵所花的錢是太多了；
而且情報工作的組織日漸擴大，自成一個特殊係統。中共有限的經費，既大部分花在這方麵，
自然要減弱其他方麵的工作。而這種情報工作究竟隻是預防性的，組織工農群眾的工作才是
積極性的。如果減弱了積極性質的工作，就會使黨變質，換句話說，中共將因此由群眾性質
的黨，變為脫離群眾專事冒險以圖僥倖的黨。其實嚴密組織，注重保密，使黨員和黨的組織
隱藏在群眾中，才是避免摧殘的正當途徑。情報工作隻能彌補這些工作的不足。
項英敘述了這些情況和他的看法之後，並向我建議從速另搬新居，不要讓任何一個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認為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如果奪不回來，我們都要陷於極度危險的境地。
我覺得項英的話是正確的，我對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決定另覓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項英出去活動了。我則仍留在他那裏，等候消息。不久，項英回來很高興
的告訴我：“何家興和賀芝華已被解決了，今早顧順章指揮幾個行動人員，到他們的寓所去，
他們尚在睡覺。行動人員掏出手槍，逼他們將名單交出。名單到手之後，就在門外的爆竹聲
中，將這兩個叛徒槍斃了；行動人員也安然脫逃了。”項英認為名單既已奪回，叛徒又已槍斃
（其實後來證明賀芝華隻受重傷，經捕房送醫院治癒，不過她沒了名單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鄉下去了）。捕房大概不會有名單的副本，現在危險性自然較少；但也不能就斷言不會再
被牽連，所以仍主張我還是照原定計劃搬家。
我遷居之後，便與中共中央斷絕了直接的聯繫。我搬到垃圾橋附近一個舊式的弄堂裏。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兒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幾個月不回來。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養病為藉口，住在她的樓上，彼此相處得十分和諧。沒有一個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沒有信劄或文件送到這裏。同時，其他同誌們也多搬家了，我也無法去與他們聯
絡。這段時間，除項英以外，隻有老友鄧中夏後來知道我的地址，間或來看過我。
在這段時間，我與陳獨秀先生的接觸，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節目。他沒有參加八七
會議，由漢口潛返上海，渡著極度秘密的隱居生活，也沒有受到甚麽風沈的牽連。在廣州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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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動失敗以後，我們覺得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聯絡人引導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華洋交界的一個弄堂裏，他之所以選擇這裏居住，大概就是由於這是個兩不管的
區域。
我們小別重逢，彼此心情都相當沉重。我曾對他的兩個兒子的被殺害（曾任廣東區委書
記的陳延年和曾任北方區委書記的陳喬年在四一二清黨後，先後在上海遇害），婉詞表示悼唁。
我們談到許多同誌們，尤其是李大釗、趙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噓良久。我們旋即避開
追憶令人傷感的往事，轉而檢討目前的政局。
隱居中的陳獨秀先生，對於時局的演變是時刻關注著的，他談到寧漢合流的經過；蔣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別委員會成立所引起的爭執，討伐唐生智戰爭的發生
以及汪精衛等所發動的護黨運動等等。這些國民黨內部紛爭的內幕，他都了如指掌。我們約
定經常接觸，檢討時局，大致每兩個星期晤麵一次。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須一清早就到他
那裏去，在他那裏消磨一個整天，直到黃昏的時候，才便於離去，以免進出為警探或他人所
發現。在孤獨生活中的陳先生，對於我的造訪，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預先準備一切。
在我們以後若幹次的談話中，隻有項英曾偶爾偷閑來參加過。由於我們這樣經常接觸，就被
瞿秋白指為黨內機會主義的反對派。
我們的談話漸漸涉及黨內問題。我們彼此間原有些芥蒂，這點我在前麵都說過，我不滿
他在武漢末期採取消極的態度，他對此表示遺憾，但覺得即使他沒有這個過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會議的決議有所改變。他誤信我阻止南昌暴動是我個人的主意，並認為是不應該的。我
告訴他我主張南昌暴動，但為了遵守紀律，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經過。
樣一種想法：如果真賣力，將中共黨員一古腦兒捉完了，無異是自毀財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讓它細水長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這班惡狗，在思想上本說不上甚麽反共，就連國家
觀念也沒有；他們受僱於外人或國民黨，一切隻為個人利益著想，似不會對中共施展出斬盡
殺絕的手段。我們就在這種微妙的關係之下，能夠生存下去。
項英對於這種情報工作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他指出顧順章在這方麵所花的錢是太多了；
而且情報工作的組織日漸擴大，自成一個特殊係統。中共有限的經費，既大部分花在這方麵，
自然要減弱其他方麵的工作。而這種情報工作究竟隻是預防性的，組織工農群眾的工作才是
積極性的。如果減弱了積極性質的工作，就會使黨變質，換句話說，中共將因此由群眾性質
的黨，變為脫離群眾專事冒險以圖僥倖的黨。其實嚴密組織，注重保密，使黨員和黨的組織
隱藏在群眾中，才是避免摧殘的正當途徑。情報工作隻能彌補這些工作的不足。
項英敘述了這些情況和他的看法之後，並向我建議從速另搬新居，不要讓任何一個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認為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如果奪不回來，我們都要陷於極度危險的境地。
我覺得項英的話是正確的，我對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決定另覓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項英出去活動了。我則仍留在他那裏，等候消息。不久，項英回來很高興
的告訴我：“何家興和賀芝華已被解決了，今早顧順章指揮幾個行動人員，到他們的寓所去，
他們尚在睡覺。行動人員掏出手槍，逼他們將名單交出。名單到手之後，就在門外的爆竹聲
中，將這兩個叛徒槍斃了；行動人員也安然脫逃了。”項英認為名單既已奪回，叛徒又已槍斃
（其實後來證明賀芝華隻受重傷，經捕房送醫院治癒，不過她沒了名單已不能作祟，而返回
四川鄉下去了）。捕房大概不會有名單的副本，現在危險性自然較少；但也不能就斷言不會再
被牽連，所以仍主張我還是照原定計劃搬家。
我遷居之後，便與中共中央斷絕了直接的聯繫。我搬到垃圾橋附近一個舊式的弄堂裏。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兒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幾個月不回來。我和我的
太太以我養病為藉口，住在她的樓上，彼此相處得十分和諧。沒有一個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
址，自然也沒有信劄或文件送到這裏。同時，其他同誌們也多搬家了，我也無法去與他們聯
絡。這段時間，除項英以外，隻有老友鄧中夏後來知道我的地址，間或來看過我。
在這段時間，我與陳獨秀先生的接觸，是我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節目。他沒有參加八七
會議，由漢口潛返上海，渡著極度秘密的隱居生活，也沒有受到甚麽風沈的牽連。在廣州暴
13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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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動失敗以後，我們覺得有交換意見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聯絡人引導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
在老靶子路華洋交界的一個弄堂裏，他之所以選擇這裏居住，大概就是由於這是個兩不管的
區域。
我們小別重逢，彼此心情都相當沉重。我曾對他的兩個兒子的被殺害（曾任廣東區委書
記的陳延年和曾任北方區委書記的陳喬年在四一二清黨後，先後在上海遇害），婉詞表示悼唁。
我們談到許多同誌們，尤其是李大釗、趙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噓良久。我們旋即避開
追憶令人傷感的往事，轉而檢討目前的政局。
隱居中的陳獨秀先生，對於時局的演變是時刻關注著的，他談到寧漢合流的經過；蔣介
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別委員會成立所引起的爭執，討伐唐生智戰爭的發生
以及汪精衛等所發動的護黨運動等等。這些國民黨內部紛爭的內幕，他都了如指掌。我們約
定經常接觸，檢討時局，大致每兩個星期晤麵一次。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須一清早就到他
那裏去，在他那裏消磨一個整天，直到黃昏的時候，才便於離去，以免進出為警探或他人所
發現。在孤獨生活中的陳先生，對於我的造訪，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預先準備一切。
在我們以後若幹次的談話中，隻有項英曾偶爾偷閑來參加過。由於我們這樣經常接觸，就被
瞿秋白指為黨內機會主義的反對派。
我們的談話漸漸涉及黨內問題。我們彼此間原有些芥蒂，這點我在前麵都說過，我不滿
他在武漢末期採取消極的態度，他對此表示遺憾，但覺得即使他沒有這個過失，也未必能使
八七會議的決議有所改變。他誤信我阻止南昌暴動是我個人的主意，並認為是不應該的。我
告訴他我主張南昌暴動，但為了遵守紀律，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