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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武漢國民黨分共的劇變中,中共內部受了沉重打擊,頓呈分崩離析之狀,幾頻瓦解。


    六月一日共產國際的電令被魯易向汪精衛公開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鑑於事態嚴重,不願內


    部稍有參差,無論事之大小,概遵共產國際之指示進行。但我們又都是各有所見的人物,在


    國際的約束之下,殊不無鬱抑難伸的痛苦;於是,有人消極失望,有人積極掙紮,有人另找


    出路等等,都表現出來了。


    在國共關係頻於破裂的關頭,共產國際卻一直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六月二十日,中共


    中央所發表的聲明,隻說中共黨員可以隨時退出政府,並未提到退出國民黨的事。七月初,


    中共黨員實行退出國民政府時,共產國際還是堅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但對於萬一國民黨徑


    行分共,中共應如何應付,則並未有任何指示。共產國際為甚麽要如此?是要中共夥同一些


    剩餘的左派打著國民黨和孫中山的旗幟,反對汪精衛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讓步


    代價,以阻止汪精衛的分共行動?亦從未加以說明。


    我們覺得共產國際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計成敗留在國民黨內,使汪精衛等不便


    立即分共。但我們認為這隻是單相思,汪精衛決不會因此而罷手。我們中有人覺得共產國際


    要中共這樣做,是為了使蘇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國,避免蘇俄的國際地位更加惡化,此一目


    的即使辦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顧問不能夠安全回國。由這種推測出發,就會覺得莫斯科主


    要是在為蘇俄的處境著想,而不是單純為著中共前途的利益著想。


    當中共中央不得已於七月十三日發表宣言的時候,我們都預感到暴風雨即將降臨。汪精


    衛那時雖已放任那些反動軍官,到處摧殘中共和工農團體,但他口頭上的調子,還是“和平


    分共”。中共現在發表這個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採公開的壓迫手段。因此,我們採取


    緊急步驟,使中共中央組織能安全的轉到地下去。至於此後應當採取何種方針的問題,在中


    央政治局的會議上,鮑羅庭已不肯貿然有所主張,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鮑羅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漢到廬山去了。他們這次的行動,我事先不知


    道;他們似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鮑的寓所,見著鐵羅裏,才知道鮑羅庭


    和瞿秋白已經走了。這時鐵羅裏正為鮑羅庭收拾各種文件,結束這個顧問辦事處。鐵羅裏原


    是我很熟識的,他一直任總政治部鄧演達的顧問,也是鮑羅庭和加侖將軍的主要助手;因此,


    在此緊急時期,他能為鮑羅庭料理未了事務。


    鐵羅裏是個富有文人氣質的軍人,這時也顯得有些意亂心煩,六神無主了。他以急躁的


    口吻說到他個人的看法,他主張現在應該擁護鄧演達做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公開反對出賣革


    命的汪精衛。我告以我已好幾天沒見著鄧演達了,據說他要離開武漢;因此,我覺得他此時


    似不會挺身出來硬幹。我還說明從策略角度來看,我們正在轉入地下,能影響第四軍的,已


    不是鄧演達,而是汪精衛;如果我們立即公開反汪,不僅我們的安全有問題,在第四軍中的


    中共黨員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擊。


    鐵羅裏聽了我們的話,很不耐煩,竟質問我:“你還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我隻得向他


    解釋:鄧演達是我們公認的一個有作為的左派人物,汪精衛也是我們所共同唾棄的。現在的


    問題是奮鬥的步驟,換句話說,是中共獨立的幹,還是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來幹的問題。


    但無論環境如何險惡,鄧演達願不願出麵硬幹,有沒有國民黨左派人物和我們一同奮鬥,中


    共總是要繼續奮鬥的。鐵羅裏這才沒有話說了。但他的這種表示對我當時的情緒,確是相當


    重大的刺激。我在設想:我們已往這一段披荊斬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觀和


    客觀的因素,而致失敗;難道領導我們的莫斯科,會將這一失敗的責任,一古腦兒套在我們


    的頭上嗎?我有些悵惘!


    鮑羅庭的匆促離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響武漢的政局,要去辦理返國的各種手續;似也


    是有意避開國共分家的風潮。與鮑關係最密切的瞿秋白,是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養,而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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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二冊


    同前往廬山。但人們總覺得他在緊急關頭,不辭而去,不免有逃避責任之嫌。後來事實證明,


    他主要是與鮑羅庭計議今後中共領導的改組問題。


    鮑羅庭在魯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後,對莫斯科的指示特別顯得奉命唯謹。他在這一段時


    間裏,聯絡宋慶齡、鄧演達、陳友仁等,企圖形成新的左派,來阻擋汪精衛等的分共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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