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前方將領有唐生智、張發奎、鄧演達和俄顧問加侖將軍等。會議一開始，情形就不可樂
觀。武漢的要人們，包括汪精衛在內，都在向馮訴苦，無非是訴說一些武漢財政困難，中共
和工農“搗亂”等類故事；無形中就把馮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漢這群苦孩子在請求
這位馮大帥解救他們的苦難。這那裏是在爭取馮來支持武漢政府的表現呢。
當時在河南前線各處奔走的鄧演達，是國民黨內一位傑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滿汪的最近
言論，認為汪指共產國際六月一日的電令是意在消滅國民黨，未免小題大做了。他極力想維
持武漢現存的局麵；曾向汪進言，要求維護孫總理的三大政策；但未為汪所重視。他目擊鄭
州會議的情勢，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親信秘書告訴我，鄧說到汪精衛在會議上為了
迎合馮玉祥的意旨，大發其反共的議論，隻希望馮能尊重武漢和他個人的地位；可是，馮除
欣賞那些反共議論而外，對武漢則意存輕視。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鄧就要回武漢去料理
後事。
我與汪精衛最後一次的政治談判是失敗了，我對鄭州會議已無任何期望。我除了為中共
河南區委工作略作緊急安排以外，在鄭州已無事可做了，因而我沒有等到鄭州會議閉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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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日晚，便匆匆趕回武漢。我在歸途中，回味著我與孫中山先生的接觸和這幾年國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經歷；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已為號稱孫先生的忠實信徒的人們所
唾棄。
我回到武漢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席上根據我在鄭州所知道的情況，指出現在是退
出國民黨的時候了。所應考慮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決裂式的退出。我覺得對於左派的
上層分子，我們再不能存有幻想；對於眾多的左派中下層分子，仍應設法聯絡，以贏得他們
的支持。鮑羅庭和其他委員們，對於我的這種主張，雖未表示反對，但認為應侯鄭州會議結
果完全判明和徵得莫斯科同意以後，再作決定。
汪精衛等一行約於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漢。他們散布樂觀的空氣，說鄭州會議的結果很好，
馮玉樣支持武漢政府等等。所公布出來的是唐生智張發奎部回師武漢，河南由馮玉祥部接防，
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省政府組織和人選，經武漢政府明令發表，統由馮玉祥以豫陝甘北方政治
分會主席名義節製。至於這次會議的詳細內情，則秘而不宣，我們也無法洞悉全貌。但事實
上汪精衛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積極進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解除鮑羅庭顧問職務的消
息傳出來了5。自該年三月間蔣氏明白表示要驅逐鮑羅庭以後，鮑羅庭將被解僱或者他將辭
職等等傳說，至此見諸事實。鮑羅庭對這件事倒也處之泰然，他對外以營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為理由，聲明不能立即離開中國；實則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後
的安排並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來。
我們知道了馮玉祥與蔣介石將於六月十九日在徐州舉行會議，就覺得這也許是鄭州會議
所秘密諒解的項目之一；很可能汪精衛等是經由馮玉祥這個仲裁人與蔣謀妥協，至少汪精衛
等事先是知道這件事的。可是汪精衛等卻諱莫如深，甚至說到馮玉祥竟與蔣介石會議，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幾天，徐州會議的實情傳到了武漢，馮玉祥給武漢政府的電報，也隱約為外間所知
悉；後來證實馮在二十一日有一個電報致武漢政府的要人們6，其內容大致是：綜合鄭州會
議時之意見，極不滿意於武漢共產派之行動，經決定令已解職之鮑羅庭歸國，在武漢之國民
政府委員除願出洋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麵諸人，一致贊同，請汪
譚諸人速決大計。並請唐生智將所部調鄭州，協力北伐等語。這是蔣氏的勝利，武漢的投降，
也是馮的反共態度的明顯表示。
莫斯科獲悉了鄭州會議的經過以後，曾電令鮑羅庭採取適當的退讓步驟，來挽救武漢的
分共危機。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發表一個包括十一點的政治聲明7。其中要點是：承認
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參加各級政府工作者，都是本著國民黨員的身份；
為了減輕政局的困難，中共黨員可以隨時退出政府；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的領導和管理；工
農要求不得超出國民黨的決定和法令範圍之外，但國民黨仍應保護工農組織及其利益；根據
國民黨的原則，民眾得有武裝，但工農武裝應由政府訓練和管理；武漢糾察隊可以減少或編
入軍隊；工人糾察隊不可幹涉司法和行政，對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審判與處罰遊街等等。
這個聲明就是由鮑羅庭根據莫斯科的電令所草擬，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是莫斯
觀。武漢的要人們，包括汪精衛在內，都在向馮訴苦，無非是訴說一些武漢財政困難，中共
和工農“搗亂”等類故事；無形中就把馮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漢這群苦孩子在請求
這位馮大帥解救他們的苦難。這那裏是在爭取馮來支持武漢政府的表現呢。
當時在河南前線各處奔走的鄧演達，是國民黨內一位傑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滿汪的最近
言論，認為汪指共產國際六月一日的電令是意在消滅國民黨，未免小題大做了。他極力想維
持武漢現存的局麵；曾向汪進言，要求維護孫總理的三大政策；但未為汪所重視。他目擊鄭
州會議的情勢，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親信秘書告訴我，鄧說到汪精衛在會議上為了
迎合馮玉祥的意旨，大發其反共的議論，隻希望馮能尊重武漢和他個人的地位；可是，馮除
欣賞那些反共議論而外，對武漢則意存輕視。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鄧就要回武漢去料理
後事。
我與汪精衛最後一次的政治談判是失敗了，我對鄭州會議已無任何期望。我除了為中共
河南區委工作略作緊急安排以外，在鄭州已無事可做了，因而我沒有等到鄭州會議閉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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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日晚，便匆匆趕回武漢。我在歸途中，回味著我與孫中山先生的接觸和這幾年國共合作所
遭遇的悲喜經歷；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已為號稱孫先生的忠實信徒的人們所
唾棄。
我回到武漢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席上根據我在鄭州所知道的情況，指出現在是退
出國民黨的時候了。所應考慮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決裂式的退出。我覺得對於左派的
上層分子，我們再不能存有幻想；對於眾多的左派中下層分子，仍應設法聯絡，以贏得他們
的支持。鮑羅庭和其他委員們，對於我的這種主張，雖未表示反對，但認為應侯鄭州會議結
果完全判明和徵得莫斯科同意以後，再作決定。
汪精衛等一行約於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漢。他們散布樂觀的空氣，說鄭州會議的結果很好，
馮玉樣支持武漢政府等等。所公布出來的是唐生智張發奎部回師武漢，河南由馮玉祥部接防，
河南陝西甘肅等省省政府組織和人選，經武漢政府明令發表，統由馮玉祥以豫陝甘北方政治
分會主席名義節製。至於這次會議的詳細內情，則秘而不宣，我們也無法洞悉全貌。但事實
上汪精衛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積極進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解除鮑羅庭顧問職務的消
息傳出來了5。自該年三月間蔣氏明白表示要驅逐鮑羅庭以後，鮑羅庭將被解僱或者他將辭
職等等傳說，至此見諸事實。鮑羅庭對這件事倒也處之泰然，他對外以營救其尚被扣押在北
京的夫人為理由，聲明不能立即離開中國；實則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後
的安排並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來。
我們知道了馮玉祥與蔣介石將於六月十九日在徐州舉行會議，就覺得這也許是鄭州會議
所秘密諒解的項目之一；很可能汪精衛等是經由馮玉祥這個仲裁人與蔣謀妥協，至少汪精衛
等事先是知道這件事的。可是汪精衛等卻諱莫如深，甚至說到馮玉祥竟與蔣介石會議，是想
不到的事。
不到幾天，徐州會議的實情傳到了武漢，馮玉祥給武漢政府的電報，也隱約為外間所知
悉；後來證實馮在二十一日有一個電報致武漢政府的要人們6，其內容大致是：綜合鄭州會
議時之意見，極不滿意於武漢共產派之行動，經決定令已解職之鮑羅庭歸國，在武漢之國民
政府委員除願出洋休息者外，餘均可合而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麵諸人，一致贊同，請汪
譚諸人速決大計。並請唐生智將所部調鄭州，協力北伐等語。這是蔣氏的勝利，武漢的投降，
也是馮的反共態度的明顯表示。
莫斯科獲悉了鄭州會議的經過以後，曾電令鮑羅庭採取適當的退讓步驟，來挽救武漢的
分共危機。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發表一個包括十一點的政治聲明7。其中要點是：承認
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中共黨員參加各級政府工作者，都是本著國民黨員的身份；
為了減輕政局的困難，中共黨員可以隨時退出政府；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的領導和管理；工
農要求不得超出國民黨的決定和法令範圍之外，但國民黨仍應保護工農組織及其利益；根據
國民黨的原則，民眾得有武裝，但工農武裝應由政府訓練和管理；武漢糾察隊可以減少或編
入軍隊；工人糾察隊不可幹涉司法和行政，對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審判與處罰遊街等等。
這個聲明就是由鮑羅庭根據莫斯科的電令所草擬，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這是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