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先生而言的，也聯帶的指責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隻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麽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
不宜提出中央改組的問題。會後，我知道鮑羅庭也曾以時局嚴重為理由勸告瞿秋白，認為現
在討論內部問題絕非適宜，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們談話的這一著，在當
時卻留下了顯著的痕跡。
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麵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鍛羽而
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一帶大批同誌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
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這種不願共同負責的批評，使他更多一層苦悶。
他對同誌們的責難，如指他缺乏警覺性，預防無方，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都沒有心情置
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蹟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
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的。
我鑑於時局的嚴重，也覺得一切失敗的責任不應由陳獨秀先生單獨負擔，曾企圖沖淡他
心情的懊喪，暗示他應該振作應變，陳先生對於這次的打擊是不願推卸他所應負的責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毀，中央不能辭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變中，中央確
是缺乏警覺，不僅身任書記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樣的疏忽。他指出
當時中央委員中沒有人著重提出要嚴防蔣介石的翻臉，隻是重視上海市民會議和市政府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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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成。如果當時中委中有人提醒這一點，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陳先生接著表示，事態發展
到了現在，中共的前途困難多端。他指出共產國際一直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那就隻有維持
與左派合作的現行做法，不能談甚麽工農蘇維埃之建立。如果我們違反共產國際的意旨，積
極發展土地革命，通行組織工農蘇維埃，勢必形單勢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樣的失敗。反之，
如果要維持武漢的局麵，就應糾正工農運動之過火行動，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這樣做能
否收到反蔣的實效，推進國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陳先生這些話不僅道出了他個人的苦
惱所在，也說明中共當時已麵臨左右為難的歧途。
在陳獨秀等中委陸續到達武漢以後，中共中央的會議才正常的舉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會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人員，是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和我共七人；任弼時則以少共中央書記的身份經常參加會議。我這
時已解除湖北區委書記職務（由張太雷接任），專參預中央的決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數人
的批評，不再參加中央的會議，隻專任宣傳部的一部分工作（宣傳部長已由蔡和森擔任）。此
外，魯易、鮑羅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經常參加中共會議，這個中央會議的組織，後來經過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選仍舊。
新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陣容，固屬一時之選，但工作效能卻是不如人意的，它變成
了一個談話會，不能名副其實肩起決策的任務，擔任主席的陳獨秀先生，顯得更“民主化”
了，對於預擬決議案的事，固不願做，就是議事程序，也常不願事先確定，會議開始時，往
往是由魯易大發一番議論，接著便是鮑羅庭起而反駁；於是陳獨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捲入了這個爭辯的漩渦，相互辯難，喋喋不休。而眾多的具體問題，反是在為理論爭辯了
幾個鍾頭之後，出席的人們也已聽得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作出決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開始舉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未改善中共內部的混
亂狀況。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約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這是一次盛況空
前的大會，國民黨要人汪精衛、譚延闓、徐謙等都曾出席大會致祝詞，顯得國共兩黨的合作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這些熱鬧的場麵，也不能掩蓋我們內心的痛苦。就在大會開幕以前，我們損失了上海
廣州北京三個重要的區委組織。那些地區的首腦部多被摧毀，大批同誌被屠殺。剩下的組織
不是失去聯絡，就是在極端困難狀況之下為自己的生存而掙紮。幾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為此
心情十分沉痛。對時局不抱樂觀又無法打開困局，無形中湮沒了進取的雄圖。
威金斯基那時已屢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慘敗，似令他有點負咎良深的喪氣心情，隻輕輕
答辯說，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過嚴重危險，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內部意見有甚麽重要分歧。
我雖在某種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見，認為不僅要討論中共中央內部的危機，更要廣泛
的檢討中國革命的危機。但我當時卻勸告他應該著眼於大局的發展，分清先後緩急，目前暫
不宜提出中央改組的問題。會後，我知道鮑羅庭也曾以時局嚴重為理由勸告瞿秋白，認為現
在討論內部問題絕非適宜，這件事就這樣給擱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們談話的這一著，在當
時卻留下了顯著的痕跡。
過了幾天，陳獨秀先生也到達武漢，他比任何人都麵臨著更多的困難，他從上海鍛羽而
來，對於上海廣州北京一帶大批同誌的遭受慘殺，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內部的種種責難，紛
至遝來，蝟集於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這種不願共同負責的批評，使他更多一層苦悶。
他對同誌們的責難，如指他缺乏警覺性，預防無方，領導無能，思想右傾等等都沒有心情置
辯，他極力想找尋一個補救方案，但又力不從心，奇蹟沒有從天而降。他終日在那裏苦思焦
慮，勤勞工作，但苦惱之魔總是糾纏著他的。
我鑑於時局的嚴重，也覺得一切失敗的責任不應由陳獨秀先生單獨負擔，曾企圖沖淡他
心情的懊喪，暗示他應該振作應變，陳先生對於這次的打擊是不願推卸他所應負的責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毀，中央不能辭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變中，中央確
是缺乏警覺，不僅身任書記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樣的疏忽。他指出
當時中央委員中沒有人著重提出要嚴防蔣介石的翻臉，隻是重視上海市民會議和市政府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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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果當時中委中有人提醒這一點，也許可以減少一些犧牲。陳先生接著表示，事態發展
到了現在，中共的前途困難多端。他指出共產國際一直要我們留在國民黨內，那就隻有維持
與左派合作的現行做法，不能談甚麽工農蘇維埃之建立。如果我們違反共產國際的意旨，積
極發展土地革命，通行組織工農蘇維埃，勢必形單勢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樣的失敗。反之，
如果要維持武漢的局麵，就應糾正工農運動之過火行動，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這樣做能
否收到反蔣的實效，推進國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陳先生這些話不僅道出了他個人的苦
惱所在，也說明中共當時已麵臨左右為難的歧途。
在陳獨秀等中委陸續到達武漢以後，中共中央的會議才正常的舉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
會的籌備工作，正在積極進行中。參加中共中央會議的人員，是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和我共七人；任弼時則以少共中央書記的身份經常參加會議。我這
時已解除湖北區委書記職務（由張太雷接任），專參預中央的決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數人
的批評，不再參加中央的會議，隻專任宣傳部的一部分工作（宣傳部長已由蔡和森擔任）。此
外，魯易、鮑羅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經常參加中共會議，這個中央會議的組織，後來經過中
共第五次代表大會的通過，正式定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選仍舊。
新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陣容，固屬一時之選，但工作效能卻是不如人意的，它變成
了一個談話會，不能名副其實肩起決策的任務，擔任主席的陳獨秀先生，顯得更“民主化”
了，對於預擬決議案的事，固不願做，就是議事程序，也常不願事先確定，會議開始時，往
往是由魯易大發一番議論，接著便是鮑羅庭起而反駁；於是陳獨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
就捲入了這個爭辯的漩渦，相互辯難，喋喋不休。而眾多的具體問題，反是在為理論爭辯了
幾個鍾頭之後，出席的人們也已聽得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作出決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開始舉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未改善中共內部的混
亂狀況。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約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這是一次盛況空
前的大會，國民黨要人汪精衛、譚延闓、徐謙等都曾出席大會致祝詞，顯得國共兩黨的合作
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這些熱鬧的場麵，也不能掩蓋我們內心的痛苦。就在大會開幕以前，我們損失了上海
廣州北京三個重要的區委組織。那些地區的首腦部多被摧毀，大批同誌被屠殺。剩下的組織
不是失去聯絡，就是在極端困難狀況之下為自己的生存而掙紮。幾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為此
心情十分沉痛。對時局不抱樂觀又無法打開困局，無形中湮沒了進取的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