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繼續發展農民鬥爭，他們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誌一樣，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者，是群眾運
動的愛好者。他們擁護所謂國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但似乎絕未想到，農運既
然動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基礎，將會產生一些甚麽樣的後果，他們既沒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圖，也缺乏萬一唐生智或者他們的部下以武力反對農運，又須如何應付的預計。隻是
在那裏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人多勢大，認為反對者決不敢輕舉妄動。
湖南農協並無武裝鬥爭的準備。它雖擁有以萬計的挨戶團，以十萬計的梭鏢隊，但武器
落後，組織也不符合軍事需要。農民武裝本是富於地方性的，當時湖南一般農協的工作者，
隻著眼於利用這些單薄的武裝來保衛他本鄉本土的農協，無論在物質基礎上或訓練指揮上，
都沒有形成戰鬥部隊的打算。中共湖南區委也不重視強化農民武裝的工作，沒有盡力動員軍
事同誌去掌握這些農民武裝和形成有效的指揮係統。所以後來在中共內部檢討工作時，湖南
農協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評：“鬥爭確是激進的，武裝準備卻是落後的。”
這個擁有全省人口半數以上的農協所掀起的驚天動地的農民運動，竟受到了駐守長沙的
許克祥團長所轄約一千槍桿發動的馬日事變的打擊，就開始土崩瓦解了。這股農運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發似的奔騰而來，轉瞬之間又頓告消沉，其間的因果關係，實非偶然。中共從這
個慘痛經驗中，學習了“唯有武力才能對付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共此後銳意建立紅軍，堅
持遊擊戰爭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農運基礎，也就轉化為後來遊擊戰爭的基礎了。
1見陳獨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頁至四五八頁。
2農民運動決議等全文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九十六頁至一一五頁。
3詳細數字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二
五八頁至二六二頁。
4見前書第十八頁。
5見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十八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6這是中國共產黨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宣言聲明決定的（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農民運動》，第三二三頁）。
7湖南周圍各省的農運不若湖南的發達，可從鄰近幾省參加農協的農民數量看出一個輪廓。依據農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調查編製的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全國會員的總數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廣東隻有
七十萬人，江西隻有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十七人，廣西隻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見一斑了。
8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
9關於開除劉嶽峙國民黨籍一案的經過，李銳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見注三
8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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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引同書第二八六頁—二八七頁）一文所記，雖因立場關係，有些歪曲事實，但可供參考。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
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藉此可以強
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
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隻如此，要人們
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
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
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麵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有的則認為隻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
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麽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
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
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
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
他執行的雖是史達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
動的愛好者。他們擁護所謂國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但似乎絕未想到，農運既
然動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基礎，將會產生一些甚麽樣的後果，他們既沒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圖，也缺乏萬一唐生智或者他們的部下以武力反對農運，又須如何應付的預計。隻是
在那裏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人多勢大，認為反對者決不敢輕舉妄動。
湖南農協並無武裝鬥爭的準備。它雖擁有以萬計的挨戶團，以十萬計的梭鏢隊，但武器
落後，組織也不符合軍事需要。農民武裝本是富於地方性的，當時湖南一般農協的工作者，
隻著眼於利用這些單薄的武裝來保衛他本鄉本土的農協，無論在物質基礎上或訓練指揮上，
都沒有形成戰鬥部隊的打算。中共湖南區委也不重視強化農民武裝的工作，沒有盡力動員軍
事同誌去掌握這些農民武裝和形成有效的指揮係統。所以後來在中共內部檢討工作時，湖南
農協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評：“鬥爭確是激進的，武裝準備卻是落後的。”
這個擁有全省人口半數以上的農協所掀起的驚天動地的農民運動，竟受到了駐守長沙的
許克祥團長所轄約一千槍桿發動的馬日事變的打擊，就開始土崩瓦解了。這股農運激流在湖
南象山洪暴發似的奔騰而來，轉瞬之間又頓告消沉，其間的因果關係，實非偶然。中共從這
個慘痛經驗中，學習了“唯有武力才能對付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共此後銳意建立紅軍，堅
持遊擊戰爭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農運基礎，也就轉化為後來遊擊戰爭的基礎了。
1見陳獨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載《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頁至四五八頁。
2農民運動決議等全文見《蘇聯陰謀文證彙編》第二冊，中國共產黨類第九十六頁至一一五頁。
3詳細數字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編輯出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第二
五八頁至二六二頁。
4見前書第十八頁。
5見毛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十八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6這是中國共產黨湖南區第六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宣言聲明決定的（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
期的農民運動》，第三二三頁）。
7湖南周圍各省的農運不若湖南的發達，可從鄰近幾省參加農協的農民數量看出一個輪廓。依據農政部
一九二七年六月調查編製的全國農民協會會員統計，全國會員的總數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
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廣東隻有
七十萬人，江西隻有三十八萬二千六百十七人，廣西隻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見一斑了。
8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舉行的。
9關於開除劉嶽峙國民黨籍一案的經過，李銳作《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湖南農民運動》（見注三
8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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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引同書第二八六頁—二八七頁）一文所記，雖因立場關係，有些歪曲事實，但可供參考。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武漢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參加者，意見紛歧，陷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我一直主張中共
中央迅速遷來武漢，集中到一個主要地點來，也許較易於求得內部意見的一致，藉此可以強
化中共的領導。不料後來事實證明絕非如此，從莫斯科以及從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
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梢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一些關於鮑羅
庭與威金斯基之間的爭執，以及鮑羅庭與加侖意見的不同等等情形，但還不隻如此，要人們
集中到武漢後，意見之紛紜更是愈來愈尖銳了。
從實際政治角度去看這些紛歧，大別之可分為兩類，即對共產國際所定的中共留在國民
黨內這一正統政策，分為擁護與懷疑兩種態度。但擁護論者的主張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張
既要維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局麵和反蔣陣線，就不能談加深革命，應即糾正工農運動的過火；
有的則認為隻有加深革命，進而解決土地問題，才能鞏固國共合作，實行反蔣。至於懷疑論
者，其中有的主張不要幻想甚麽國共合作，中共應建立蘇維埃政權；有的則主張中共不必留
在國民黨內，但仍以貫徹國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為主旨，為將來建設蘇維埃鋪平道
路。
當時少共國際駐中國的代表達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張的一個；他在中國指導共產主義
青年團的工作是從一九二二年開始的，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還有些隔閡。
他執行的雖是史達林的政策，但在觀念上則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張。他於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