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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標”準備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這顯然超越了武漢政府當時權力所能做到的範圍以外。不
還債，更使農村金融陷於窒息的狀態，農村中有錢出借的人，帶著他們的資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產者，也因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項，這樣，在資金極度短絀的湖南農村中，許
多窮苦的農民，就失掉了流通資金以維生產的機會了。
“穀米阻禁”是鄉村中缺乏糧食的窮苦人民壓抑糧價的一種傳統願望。他們的狹隘心理
是希望本鄉的糧食不外流，因而能夠買著賤價的食糧，並不懂得照顧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狀態。這種“阻禁”也並不是中共的湖南同誌們所贊成的，不過他們最初沒有加以阻止這種
“阻禁”的發展，等到“阻禁”的惡果已經表現出來了，才設法糾正，已經不免貽人以口實
了。
“穀米阻禁”辦法是為了阻止地主們將糧食外運，是阻止資金外逃的有效手段。當時，
縣與縣之間，區與區之間，乃至鄉與鄉之間，多不準糧食出境。至於運出省境以外，則須經
省農民協會的許可。可是湖南這個產米之區，需要輸出糧食來交換各種日用必需品，如食鹽、
布匹之類，鄉村的農民在糧食不能出境的情況之下，也就無力購進其他的東西，這無異自己
切斷了經濟的動脈。而且城市的商業，軍隊的糧食供應，乃至軍人們的糧食走私都在受到這
種辦法的阻礙。其結果不僅軍官官吏和商人們對於這個辦法深惡痛絕，連鄉村中也有不少的
農民抱怨不已。
破除鄉村舊習俗，是中共認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這是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說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鄉農協在執行破除舊習俗的政策時，則不免流於強迫蠻幹了。當時毀廟
宇、打菩薩、拆祠堂和推翻族長製度，鼓動婦女反對夫權，逼寡婦改嫁，強迫婦女剪髮，禁
止抬轎子等等，都當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現，雷厲風行的執行著，甚至還發生過為了節省糧食
而禁止餵雞、節省靡費而禁止演戲等不合理的現象。
以上這些激進的強迫辦法，曾引起不少農民的不滿，更予反對農民運動的人們以有力的
藉口。他們高唱農民協會是不孝祖宗、欺神滅道、主張公妻等等的組織。這與曾國藩以破壞
中國道統來攻擊洪秀全的法門，如出一轍。中共方麵也未料到農民意識的激進主義，在湖南
竟鬧到火勢燎原的地步，一時顯得手忙腳亂。
湖南農民運動最為激進，其他各省都較緩和7。湖北農協組織的發展，雖比江西等省較
為先進、但仍遠落於湖南之後。湖北農協會員人數在一九二六年底為二十八萬餘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為八十萬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從這個數字看來，不僅會員在數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發展的時間也較遲。湖北國共兩黨的組織，對於糾正農民的過火行為頗為注重，
各縣區鄉的農協雖也發生過不少反土豪劣紳的行動，但多交由國民黨部所組織的土豪劣紳審
判委員會處理，很少逕自加以處罰。其他如減租減息、穀米阻禁，以及破除舊習俗等項，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樣激烈。因此，當時農運過激之說，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紳和遭到農運打擊的人們紛紛逃到武漢及其他較大城市，訴說他們的遭遇和見聞。
農運行動過激的聲浪逐漸高於反蔣的呼聲，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黨政的上層人物雖仍側
重於談論反蔣問題，但街談巷議則多流傳著農運過火的故事。有的認為農運既然過火，那末
農運就根本要不得。這種議論，中共認為是土豪劣紳在從中作怪，可是不少國民黨人物受到
這種傳說所影響，或多或少的對農運產生了反感。中共的同誌們和一些革命意識較堅定的人，
雖不否認農運做得太過分了，但認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對農運。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麵對農運的高潮，顯得左右為難。他在湖南的僚屬告訴
他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幹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內，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
就寸步難行。有人訴說他所需要的軍糧因農協的阻攔運不出來，所需要的軍餉因為縣稅收受
農運的影響銳減而無法籌措。更多的軍官和官吏們，向他訴說他們在鄉間的家屬曾遭到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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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和那樣的打擊，不用說，唐生智對農運的反感與日俱增。但他是反蔣的支柱，為了維持
反蔣陣線，也隻好暫時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農運的激進行為可以由國共兩黨黨部設法糾
正。
軍官們因為家屬受到農運的打擊，對農運乃產生反感。北伐軍官們多係湖南籍，也有出
自鄉村的殷實之家；有的因身為軍官，有錢有勢，便在鄉村買田置地，成為暴發的地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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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備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這顯然超越了武漢政府當時權力所能做到的範圍以外。不
還債，更使農村金融陷於窒息的狀態，農村中有錢出借的人，帶著他們的資金外逃了，剩下
一些小有產者，也因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項，這樣，在資金極度短絀的湖南農村中，許
多窮苦的農民，就失掉了流通資金以維生產的機會了。
“穀米阻禁”是鄉村中缺乏糧食的窮苦人民壓抑糧價的一種傳統願望。他們的狹隘心理
是希望本鄉的糧食不外流，因而能夠買著賤價的食糧，並不懂得照顧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
狀態。這種“阻禁”也並不是中共的湖南同誌們所贊成的，不過他們最初沒有加以阻止這種
“阻禁”的發展，等到“阻禁”的惡果已經表現出來了，才設法糾正，已經不免貽人以口實
了。
“穀米阻禁”辦法是為了阻止地主們將糧食外運，是阻止資金外逃的有效手段。當時，
縣與縣之間，區與區之間，乃至鄉與鄉之間，多不準糧食出境。至於運出省境以外，則須經
省農民協會的許可。可是湖南這個產米之區，需要輸出糧食來交換各種日用必需品，如食鹽、
布匹之類，鄉村的農民在糧食不能出境的情況之下，也就無力購進其他的東西，這無異自己
切斷了經濟的動脈。而且城市的商業，軍隊的糧食供應，乃至軍人們的糧食走私都在受到這
種辦法的阻礙。其結果不僅軍官官吏和商人們對於這個辦法深惡痛絕，連鄉村中也有不少的
農民抱怨不已。
破除鄉村舊習俗，是中共認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這是要經過較長時間的說服和教育，
才能奏效的。湖南各鄉農協在執行破除舊習俗的政策時，則不免流於強迫蠻幹了。當時毀廟
宇、打菩薩、拆祠堂和推翻族長製度，鼓動婦女反對夫權，逼寡婦改嫁，強迫婦女剪髮，禁
止抬轎子等等，都當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現，雷厲風行的執行著，甚至還發生過為了節省糧食
而禁止餵雞、節省靡費而禁止演戲等不合理的現象。
以上這些激進的強迫辦法，曾引起不少農民的不滿，更予反對農民運動的人們以有力的
藉口。他們高唱農民協會是不孝祖宗、欺神滅道、主張公妻等等的組織。這與曾國藩以破壞
中國道統來攻擊洪秀全的法門，如出一轍。中共方麵也未料到農民意識的激進主義，在湖南
竟鬧到火勢燎原的地步，一時顯得手忙腳亂。
湖南農民運動最為激進，其他各省都較緩和7。湖北農協組織的發展，雖比江西等省較
為先進、但仍遠落於湖南之後。湖北農協會員人數在一九二六年底為二十八萬餘人。一九二
七年三月為八十萬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萬人。從這個數字看來，不僅會員在數量上比不上
湖南，而且發展的時間也較遲。湖北國共兩黨的組織，對於糾正農民的過火行為頗為注重，
各縣區鄉的農協雖也發生過不少反土豪劣紳的行動，但多交由國民黨部所組織的土豪劣紳審
判委員會處理，很少逕自加以處罰。其他如減租減息、穀米阻禁，以及破除舊習俗等項，做
得也不如湖南那樣激烈。因此，當時農運過激之說，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紳和遭到農運打擊的人們紛紛逃到武漢及其他較大城市，訴說他們的遭遇和見聞。
農運行動過激的聲浪逐漸高於反蔣的呼聲，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黨政的上層人物雖仍側
重於談論反蔣問題，但街談巷議則多流傳著農運過火的故事。有的認為農運既然過火，那末
農運就根本要不得。這種議論，中共認為是土豪劣紳在從中作怪，可是不少國民黨人物受到
這種傳說所影響，或多或少的對農運產生了反感。中共的同誌們和一些革命意識較堅定的人，
雖不否認農運做得太過分了，但認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對農運。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麵對農運的高潮，顯得左右為難。他在湖南的僚屬告訴
他農協簡直成了第二政府，幹涉各級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內，如得不到農協的同意，
就寸步難行。有人訴說他所需要的軍糧因農協的阻攔運不出來，所需要的軍餉因為縣稅收受
農運的影響銳減而無法籌措。更多的軍官和官吏們，向他訴說他們在鄉間的家屬曾遭到農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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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和那樣的打擊，不用說，唐生智對農運的反感與日俱增。但他是反蔣的支柱，為了維持
反蔣陣線，也隻好暫時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農運的激進行為可以由國共兩黨黨部設法糾
正。
軍官們因為家屬受到農運的打擊，對農運乃產生反感。北伐軍官們多係湖南籍，也有出
自鄉村的殷實之家；有的因身為軍官，有錢有勢，便在鄉村買田置地，成為暴發的地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