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為重點，土地革命的政策就顯得動搖不定了。
國民黨重視農民問題有過於工人問題。孫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
地權的溫和主張。一九二四年改組的時候，孫中山雖沒有接納鮑羅庭那種激進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卻製定了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不少國民黨人覺得
他們應向農民爭取廣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農輕工的觀念。（例如：國民黨的文件中總是
先“農”後“工”的稱為“農工運動”；中共的文件中，則先工後農的稱為“工農運動”，即
為一例。）
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的政策，頗有表現。農民協會組織章程的要點，是孫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早有農部的組織（遠在中共中央有農民部組織之前），各
級黨部也先後建立同樣的機構，國民黨中央曾陸續撥出可觀的經費，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
派遣許多農運特派員，分赴各地推進農運等等工作。不過事實上國民黨的農運工作多委派中
共黨員實際執行，尤以基層工作為然。
國民黨在農民運動上與中共一直處於竟爭的地位。兩黨在農民政綱上，基本上雖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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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出入；但國民黨人總認為農民運動應由國民黨名副其實的加以領導；而中共表麵雖然推重
國民黨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中共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鬥爭，直接爭取農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說來，國民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畏俱農民鬥爭，對於土地革命，更視為過激行動，這與
國民黨人多出身於小康之家大有關係。
上述一切，是中共內部和國共之間，為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這一糾纏不清的問題爭論不
休的一般概一況。這也就是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不能獲得適當解決的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快，規模也最大。農協組織是由各鄉各區各縣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遞層發動起來的。北伐前夕，湖南的農協會員已有約二十多萬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省七十九個縣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個縣
市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人數達一百卅六萬餘人之眾3。一九二七年二月間，會員人數又增
至二百萬人，據後來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是五月間的數字）
達四百五十一萬人4。這些數字雖不一定精確，但農協會在湖南之被視為龐大組織，則為當
時人們共有的感覺。
湖南農運較之廣東湖北各省尤為熱烈，其中原因頗多。例如湖南歷經南北戰亂，農民所
受的痛苦極深；地主的民團勢力多為軍隊所收編，因而發展農民協會所遇到的阻力較為薄弱，
而且國共兩黨在湖南的組織相當得勢，左傾氣氛又極濃厚。中共湖南區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農運工作；湖南中共組織的創始人毛澤東一直重視農運，曾多次進行農村調查，並為
湖南的農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湖南農運也多少承襲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經驗。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學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農運的概況。他指出湖南農民在近代史上有過兩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國，一次便是現在的運動；而這兩次大翻身，頗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兇猛的程度則前者遠
遜於後者，目前已鬧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真能為農民解決些問題。
這個省份的農運是緊隨著北伐軍進展的優良時機而發展起來的。國共兩黨在湖南各縣鄉
的分支組織，為了支援北伐，積極擴大農協。而農民對於北伐確也有過顯著的貢獻，一時獲
得各方麵的好評。各縣政府多係依靠農協的支持，來完成戰時動員人力物力的任務。各縣鄉
的地主民團勢力多轉移到了農協的手裏，它們不僅擁有少數的槍枝，而且有以十萬計的梭鏢
隊，於是農運也就隨著這種組織力量的增強而洶湧起來。等到北伐軍進到湖北以後，湖南恢
復平時狀態，農協鬥爭的目標，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紳的頭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農民運
動過激之說，乃開始在武漢流傳著。
湖南農運代言人毛澤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認為湖南農民打擊土豪劣紳為過激手段的言
論，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參加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回到武漢，即提出了兩句“名
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這顯然是湖南農民廣泛打擊土豪劣紳的辯護
詞。他雖承認湖南農運有些“過正”，但認為這是為了“矯枉”而不得不然。他的這種說法代
表了湖南同誌一般的左傾情緒。後來他的湖南農運報告，也是根據這種觀念寫成的。
國民黨重視農民問題有過於工人問題。孫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
地權的溫和主張。一九二四年改組的時候，孫中山雖沒有接納鮑羅庭那種激進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卻製定了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不少國民黨人覺得
他們應向農民爭取廣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農輕工的觀念。（例如：國民黨的文件中總是
先“農”後“工”的稱為“農工運動”；中共的文件中，則先工後農的稱為“工農運動”，即
為一例。）
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的政策，頗有表現。農民協會組織章程的要點，是孫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早有農部的組織（遠在中共中央有農民部組織之前），各
級黨部也先後建立同樣的機構，國民黨中央曾陸續撥出可觀的經費，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
派遣許多農運特派員，分赴各地推進農運等等工作。不過事實上國民黨的農運工作多委派中
共黨員實際執行，尤以基層工作為然。
國民黨在農民運動上與中共一直處於竟爭的地位。兩黨在農民政綱上，基本上雖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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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入；但國民黨人總認為農民運動應由國民黨名副其實的加以領導；而中共表麵雖然推重
國民黨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中共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民鬥爭，直接爭取農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說來，國民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畏俱農民鬥爭，對於土地革命，更視為過激行動，這與
國民黨人多出身於小康之家大有關係。
上述一切，是中共內部和國共之間，為國民革命和土地革命這一糾纏不清的問題爭論不
休的一般概一況。這也就是武漢時期的農民運動，不能獲得適當解決的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快，規模也最大。農協組織是由各鄉各區各縣市以至全省，自下
而上的遞層發動起來的。北伐前夕，湖南的農協會員已有約二十多萬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一日，湖南全省農民協會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省七十九個縣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個縣
市農民協會的組織，會員人數達一百卅六萬餘人之眾3。一九二七年二月間，會員人數又增
至二百萬人，據後來武漢國民政府農政部的核計，湖南農協會員最高人數（是五月間的數字）
達四百五十一萬人4。這些數字雖不一定精確，但農協會在湖南之被視為龐大組織，則為當
時人們共有的感覺。
湖南農運較之廣東湖北各省尤為熱烈，其中原因頗多。例如湖南歷經南北戰亂，農民所
受的痛苦極深；地主的民團勢力多為軍隊所收編，因而發展農民協會所遇到的阻力較為薄弱，
而且國共兩黨在湖南的組織相當得勢，左傾氣氛又極濃厚。中共湖南區委，又能以大部分精
力注重農運工作；湖南中共組織的創始人毛澤東一直重視農運，曾多次進行農村調查，並為
湖南的農運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湖南農運也多少承襲著太平天國起義的經驗。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學者在一九二七年
春，曾向我描述湖南農運的概況。他指出湖南農民在近代史上有過兩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
天國，一次便是現在的運動；而這兩次大翻身，頗有類似的地方，但其兇猛的程度則前者遠
遜於後者，目前已鬧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國的覆轍，真能為農民解決些問題。
這個省份的農運是緊隨著北伐軍進展的優良時機而發展起來的。國共兩黨在湖南各縣鄉
的分支組織，為了支援北伐，積極擴大農協。而農民對於北伐確也有過顯著的貢獻，一時獲
得各方麵的好評。各縣政府多係依靠農協的支持，來完成戰時動員人力物力的任務。各縣鄉
的地主民團勢力多轉移到了農協的手裏，它們不僅擁有少數的槍枝，而且有以十萬計的梭鏢
隊，於是農運也就隨著這種組織力量的增強而洶湧起來。等到北伐軍進到湖北以後，湖南恢
復平時狀態，農協鬥爭的目標，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紳的頭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農民運
動過激之說，乃開始在武漢流傳著。
湖南農運代言人毛澤東，首先起來反對這種認為湖南農民打擊土豪劣紳為過激手段的言
論，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參加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回到武漢，即提出了兩句“名
言”：“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矯枉必須過正”。這顯然是湖南農民廣泛打擊土豪劣紳的辯護
詞。他雖承認湖南農運有些“過正”，但認為這是為了“矯枉”而不得不然。他的這種說法代
表了湖南同誌一般的左傾情緒。後來他的湖南農運報告，也是根據這種觀念寫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