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條件，來維護工人的利益，還是困難重重。
湖北全省總工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當天廣大的工人群眾首先參加盛大的
國慶紀念會；接著舉行總工會成立會；發布成立宣言；選舉向忠發為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
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總工會之下，還設有
工人糾察隊，其盛況不亞於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那天又適逢武昌克復，消息傳來，會場
工人群眾更是歡欣若狂。
工會的組織在激劇擴大之中，並向武漢以外的各縣市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底，總工會會
員人數多達三十萬5。中共雖能完全控製總工會，但對其屬下的各分工會，則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發生若幹左傾蠻幹偏差。中共職工運動的負責者，主要是在那裏加強各分工會
的組織，挑選適當幹部，分擔各分工會的領導職務；並徵求中共黨員，形成各工會和各工廠
企業的中共支部；以及訓練這些新手，使他們能了解當前的責任。
勞資爭議和罷工浪潮，隨著工會組織的發展而洶湧起來6。當時總工會除認為資方應承
認工會的團體契約權外，關於勞作條件，規定一個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資每月應以十三元為標
準，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加上額外加工不得過十二小時，每星期應有二十四小時
的休息等7。這些要求，從國際水準來看，固是可憐的，即以當時的武漢實際情形而論，也
不算是過高。而各分工會在勞資爭議中所提出的實際要求，有時還低於這個標準。在增加工
資上，有些企業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兩元或三元，連原有工資計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標準。
在休假問題上，有些也僅要求兩星期休息一天。這顯然顧到了當時實際條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勞資爭議用仲裁的方式解決。十一月間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全省總工會、武
漢商會、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總政治部和武漢衛戍司令部等機構，共同組織了一個勞資爭議
仲裁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處置爭議的方針，大致是要求勞資雙方服從它的仲裁權力，主張資
方應大體接受湖北全省總工會所規定的勞作條件，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則應遵守勞動紀律。
但工商界的老闆們總覺得工人方麵的這些要求難於實行。他們怨恨自己的處境困難，戰
爭使他們陷於經濟不景氣中，政府當局隻知問他們要錢，無異是殺雞取卵；工會又在不斷搗
亂，提出種種要求。這種上下交迫的困境，將使他們的前途為之斷送。他們不敢開罪政府當
局，政府方麵的要求，多少勉強承擔下來；但也利用當局向他們要錢的機會，將他們的怨氣，
向工會方麵發泄。
引起工商業老闆們最大反感的是工會方麵的一些直接行動。在勞資爭議中，工人方麵常
採取加強壓力的辦法，強迫資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有時也發生一些侮辱資方的事件。在資方
不遵守勞資協議或有某種破壞工會的行動時，工人方麵常予以反擊；有時會發生拘捕資方人
員，戴高帽子遊街的事。在資方看來，工人糾察隊的這些活動，是不可饒恕的8。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們不遵守勞動紀律，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妨礙了自身在工廠內應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員在工作時間內，工作不力和不遵從資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動了武漢市，“實行共產”的謠言在各處廣泛流傳；“反共”的聲浪也跟著抬
頭。當時威金斯基曾根據這種情況，在《嚮導》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嚴懲反革命。事實
上這種主張是當時所不能實行的。主要是國民革命的內容太過複雜了。當權的軍人實力派，
事實上有求於工商界老闆；他們甚至包庇反革命，那裏說得上甚麽懲辦。中共卻陷於一種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顧全大局，要爭取北伐的勝利，不能僅顧著自己的政綱；又要維護工人階
級的利益，不願使自己成為約束工人行動的工具。左右兩難，顧此失彼。如果真要嚴懲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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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說的提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並在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陣營中，
來一個共產革命；但這又是共產國際所不允許的。
如果我們對當時國民革命的對外關係以及內部混亂的情形稍加說明，便更易於看出若幹
癥結所在。
國民革命的民族陣線是以對付帝國主義為大前題；帝國主義的勢力確構成國民革命的最
大障礙。湖北全省雖大致已為北伐軍所占領，但帝國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武漢江麵上，經
常停泊著成群的外國軍艦；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十六艘。兵艦的炮口，指向武漢的中心區。
兵艦上的水兵，以租界為據點，或明或暗的在戒備著。此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無論
湖北全省總工會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當天廣大的工人群眾首先參加盛大的
國慶紀念會；接著舉行總工會成立會；發布成立宣言；選舉向忠發為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
劉少奇、項英為副委員長，分任總務組織宣傳處長，許白昊為秘書長。總工會之下，還設有
工人糾察隊，其盛況不亞於廣州的省港罷工委員會。那天又適逢武昌克復，消息傳來，會場
工人群眾更是歡欣若狂。
工會的組織在激劇擴大之中，並向武漢以外的各縣市發展。到一九二六年底，總工會會
員人數多達三十萬5。中共雖能完全控製總工會，但對其屬下的各分工會，則尚不能作有力
的掌握；以致發生若幹左傾蠻幹偏差。中共職工運動的負責者，主要是在那裏加強各分工會
的組織，挑選適當幹部，分擔各分工會的領導職務；並徵求中共黨員，形成各工會和各工廠
企業的中共支部；以及訓練這些新手，使他們能了解當前的責任。
勞資爭議和罷工浪潮，隨著工會組織的發展而洶湧起來6。當時總工會除認為資方應承
認工會的團體契約權外，關於勞作條件，規定一個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資每月應以十三元為標
準，每日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十小時，加上額外加工不得過十二小時，每星期應有二十四小時
的休息等7。這些要求，從國際水準來看，固是可憐的，即以當時的武漢實際情形而論，也
不算是過高。而各分工會在勞資爭議中所提出的實際要求，有時還低於這個標準。在增加工
資上，有些企業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兩元或三元，連原有工資計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標準。
在休假問題上，有些也僅要求兩星期休息一天。這顯然顧到了當時實際條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勞資爭議用仲裁的方式解決。十一月間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湖北全省總工會、武
漢商會、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總政治部和武漢衛戍司令部等機構，共同組織了一個勞資爭議
仲裁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處置爭議的方針，大致是要求勞資雙方服從它的仲裁權力，主張資
方應大體接受湖北全省總工會所規定的勞作條件，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則應遵守勞動紀律。
但工商界的老闆們總覺得工人方麵的這些要求難於實行。他們怨恨自己的處境困難，戰
爭使他們陷於經濟不景氣中，政府當局隻知問他們要錢，無異是殺雞取卵；工會又在不斷搗
亂，提出種種要求。這種上下交迫的困境，將使他們的前途為之斷送。他們不敢開罪政府當
局，政府方麵的要求，多少勉強承擔下來；但也利用當局向他們要錢的機會，將他們的怨氣，
向工會方麵發泄。
引起工商業老闆們最大反感的是工會方麵的一些直接行動。在勞資爭議中，工人方麵常
採取加強壓力的辦法，強迫資方接受他們的條件，有時也發生一些侮辱資方的事件。在資方
不遵守勞資協議或有某種破壞工會的行動時，工人方麵常予以反擊；有時會發生拘捕資方人
員，戴高帽子遊街的事。在資方看來，工人糾察隊的這些活動，是不可饒恕的8。此外，更
普遍的是工人們不遵守勞動紀律，工會的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妨礙了自身在工廠內應
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員在工作時間內，工作不力和不遵從資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動了武漢市，“實行共產”的謠言在各處廣泛流傳；“反共”的聲浪也跟著抬
頭。當時威金斯基曾根據這種情況，在《嚮導》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嚴懲反革命。事實
上這種主張是當時所不能實行的。主要是國民革命的內容太過複雜了。當權的軍人實力派，
事實上有求於工商界老闆；他們甚至包庇反革命，那裏說得上甚麽懲辦。中共卻陷於一種微
妙的地位，它既要顧全大局，要爭取北伐的勝利，不能僅顧著自己的政綱；又要維護工人階
級的利益，不願使自己成為約束工人行動的工具。左右兩難，顧此失彼。如果真要嚴懲反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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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說的提出“建立蘇維埃”的口號，並在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陣營中，
來一個共產革命；但這又是共產國際所不允許的。
如果我們對當時國民革命的對外關係以及內部混亂的情形稍加說明，便更易於看出若幹
癥結所在。
國民革命的民族陣線是以對付帝國主義為大前題；帝國主義的勢力確構成國民革命的最
大障礙。湖北全省雖大致已為北伐軍所占領，但帝國主義的威脅依然存在。武漢江麵上，經
常停泊著成群的外國軍艦；最多的時候，達到三十六艘。兵艦的炮口，指向武漢的中心區。
兵艦上的水兵，以租界為據點，或明或暗的在戒備著。此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境內，無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