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急待解決的問題，莫斯科方麵一直都沒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鮑羅庭等重來中國，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以後；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了。
中共中央所麵對的困擾，除了上述的這一主要政治問題之外，還有負責人之間情感上的
隔閡問題。我們這些負責人，性格各別，生活情調也不盡同，例如當時彭述之的羅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檢行為，卻成為我們內部分歧達於表麵化的始點。我在這裏簡略敘述一下，也
許可以從中看出中共成長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後幾天，由於蔡和森的主動，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傳部辦公
處，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及其秘書鄭超麟等均住在那裏），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議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蔡係在我離滬前幾天到北京去的，大約與
我同時返滬），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
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
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製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
要求中央準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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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件有關私人生活的事，我們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時似不便表示意見。經過一度沉默
之後，陳獨秀先生開始讚許蔡向的結合，表示不願見他們因此而離異。繼而他批評彭述之不
能自我約製，有傷同誌的親愛關係。他準許向警予的請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這件事，就他們幾個人的個性看來，也並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個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個工作特別艱苦的同誌。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個短時期，我們兩人的睡房隻隔著一層木板（那時向警予到別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會整
天不講話，埋頭閱讀和寫作；當他接觸到有趣味的文句時，就獨自發出格格的笑聲。他患有
嚴重的氣喘病；病發的時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風箱，呼呼作響；但他從不聽人勸告，
中止工作，好好養病。他往往記不起吃飯，進膳的時間當然不規律，他室內的書刊報紙，堆
得亂七八糟，沒有秩序，甚至不夠清潔。他疲倦了，會不解衣不脫鞋，倒在床上就睡；一會
兒，又骨碌地爬起來繼續工作。
每當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還在那裏寫文章看稿子。他常為了思索一個問題，在房裏
踱來踱去；他穿的那雙粗劣的皮鞋，發出沉重的聲音，吵得我這個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時因此索性起來幫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點休息；有時我們兩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們間的友誼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覺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這種生活習慣，是
會有損於伉儷樂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潑多情的女子，受中國禮教觀念的束縛頗深，不苟言笑，表現得十分
莊重。她養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謀求自己精神的寄託。她雖是較早期
的婦女工作領袖，但論年齡還是不到三十歲的少婦。她老是一本正經，態度嚴肅，使那些同
濟的婦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給她封了一個“老祖母”的綽號。
她的這件桃色事件公開以後，她個人的聲望和中共所領導的婦女工作都受到損失。多數
的婦女同誌們批評她的感情是關不住了，終於潰決了；也批評這種“老祖母”式的領導是不
夠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實上，她從此喪失了在婦女中的領導地位1。
彭述之則有類於風流才子，在處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輕鬆而有節調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經的在進行說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綽號；有時也談笑風生，引人入勝，流露
出風流才子的本質。在共產黨立場上所封的“孔夫子”綽號，是具有譏諷意味的；是指他這
個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現出的一種矜持的說教姿態。他主張提高黨權，也有點孔夫子“尊
王攘夷”的派頭，他似以陳獨秀先生為“天子”，中共其他老幹部為“各路諸侯”，而他自己
則負有“強幹弱枝”的重責。在這個戀愛風波發生以後，他仍照常工作，若無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態度。
彭述之的行為引起了瞿秋白對陳獨秀先生公開地表示不滿，認為他領導無方。恰巧那時
我的快要臨盆的太太為了安全分娩和進修起見，約於三個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暫時成
了單身漢；同時我在閘北的辦公地點，頗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當時住在法租界，是
比較安全的地區，中央的機構也多遷往那裏；因而我被安排暫與瞿秋白同住；因此我有機會
聽他傾訴有關這方麵的不滿意見。
已是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以後；一切都成為明日黃花了。
中共中央所麵對的困擾，除了上述的這一主要政治問題之外，還有負責人之間情感上的
隔閡問題。我們這些負責人，性格各別，生活情調也不盡同，例如當時彭述之的羅曼史，本
是私生活的不檢行為，卻成為我們內部分歧達於表麵化的始點。我在這裏簡略敘述一下，也
許可以從中看出中共成長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後幾天，由於蔡和森的主動，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傳部辦公
處，蔡和森夫婦、彭述之及其秘書鄭超麟等均住在那裏），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議上蔡和森
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蔡係在我離滬前幾天到北京去的，大約與
我同時返滬），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
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
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製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
要求中央準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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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件有關私人生活的事，我們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時似不便表示意見。經過一度沉默
之後，陳獨秀先生開始讚許蔡向的結合，表示不願見他們因此而離異。繼而他批評彭述之不
能自我約製，有傷同誌的親愛關係。他準許向警予的請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這件事，就他們幾個人的個性看來，也並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
一個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個工作特別艱苦的同誌。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
住一個短時期，我們兩人的睡房隻隔著一層木板（那時向警予到別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會整
天不講話，埋頭閱讀和寫作；當他接觸到有趣味的文句時，就獨自發出格格的笑聲。他患有
嚴重的氣喘病；病發的時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風箱，呼呼作響；但他從不聽人勸告，
中止工作，好好養病。他往往記不起吃飯，進膳的時間當然不規律，他室內的書刊報紙，堆
得亂七八糟，沒有秩序，甚至不夠清潔。他疲倦了，會不解衣不脫鞋，倒在床上就睡；一會
兒，又骨碌地爬起來繼續工作。
每當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還在那裏寫文章看稿子。他常為了思索一個問題，在房裏
踱來踱去；他穿的那雙粗劣的皮鞋，發出沉重的聲音，吵得我這個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時因此索性起來幫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點休息；有時我們兩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們間的友誼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覺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這種生活習慣，是
會有損於伉儷樂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潑多情的女子，受中國禮教觀念的束縛頗深，不苟言笑，表現得十分
莊重。她養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謀求自己精神的寄託。她雖是較早期
的婦女工作領袖，但論年齡還是不到三十歲的少婦。她老是一本正經，態度嚴肅，使那些同
濟的婦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給她封了一個“老祖母”的綽號。
她的這件桃色事件公開以後，她個人的聲望和中共所領導的婦女工作都受到損失。多數
的婦女同誌們批評她的感情是關不住了，終於潰決了；也批評這種“老祖母”式的領導是不
夠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實上，她從此喪失了在婦女中的領導地位1。
彭述之則有類於風流才子，在處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輕鬆而有節調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經的在進行說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綽號；有時也談笑風生，引人入勝，流露
出風流才子的本質。在共產黨立場上所封的“孔夫子”綽號，是具有譏諷意味的；是指他這
個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現出的一種矜持的說教姿態。他主張提高黨權，也有點孔夫子“尊
王攘夷”的派頭，他似以陳獨秀先生為“天子”，中共其他老幹部為“各路諸侯”，而他自己
則負有“強幹弱枝”的重責。在這個戀愛風波發生以後，他仍照常工作，若無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態度。
彭述之的行為引起了瞿秋白對陳獨秀先生公開地表示不滿，認為他領導無方。恰巧那時
我的快要臨盆的太太為了安全分娩和進修起見，約於三個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暫時成
了單身漢；同時我在閘北的辦公地點，頗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當時住在法租界，是
比較安全的地區，中央的機構也多遷往那裏；因而我被安排暫與瞿秋白同住；因此我有機會
聽他傾訴有關這方麵的不滿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