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付反英中心的廣州。蔣介石將軍率部再度東征，消滅了陳炯明部。朱培德、李濟琛、陳銘
樞等部也肅清了鄧本殷和袁帶的叛亂。涉嫌勾結陳炯明的熊克武部又為譚延闓、朱培德解除
武裝。由於這些軍事勝利，廣東算是統一了（隻瓊崖一帶尚有鄧本殷的殘部）。
這是廣東多年動亂以來第一次的統一，國民黨人額手稱慶之餘，總常常向我津津樂道廣
東當時的局勢。軍隊已編成了六個國民革命軍，統由軍事委員會指揮；國民政府的政令已能
通達全省；稅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麵也有收穫；國民革命的基礎，可以說是奠定了。廣州的
中共同誌也同樣欣慰有加，覺得中共所領導的工農群眾，曾在統一廣東的工作上有過重大貢
獻；而且認為這是鮑羅庭政策的成功。
國民革命勢力雖在擴展之中，但國共關係仍是一棘手問題。最明顯的，是黃埔內部青年
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對立。加入前者的黃埔學生多係政治工作人員，其領導分子多
具有中共黨籍，絕大部分左傾。後者的成員則多係國民黨籍的軍官，領導分子多持堅決的反
共態度，又在黃埔以外發展組織，如廣州大學的孫文主義學會自命為“斯梯克”黨，顯然是
要用暴力手段，對付共產分子。
陳延年認為孫文主義學會的組成和擴大，與青年軍人聯合會之工作不力大有關係。青年
軍人聯合會最初想包括全體黃埔學生，來對付黃埔以外的舊式軍人；並且也得到蔣校長的支
持。後來，這個組織在中共黨員領導之下，發生了左傾的偏差，徵求會員嚴加限製，有些黃
埔學生沒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請加入者，竟未獲得批準。這就引起了一部分國民黨籍的學生
的反感。陳延年又表示，孫文主義學會氣焰如此高漲，背後也似獲得蔣校長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似是孫文主義學會的經典。陳延年告
2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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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訴我這本小冊子曾譯成英文送給鮑羅庭看，鮑羅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國民黨立場說話，未可厚
非；鮑並指出他對甚麽事都有辦法，隻有解決國共糾紛他無能為力。因而陳延年除了指斥戴
季陶和孫文主義學會為新右派之外，別無他法。
我聽了陳延年上述這些話，不免有點生氣。我指出鮑羅庭所說的是廢話，解決國共糾紛
為根本之途，對此問題無能為力則一切都屬空談。我還反問他：“鮑羅庭這種避免接觸根本問
題，以不了了之的手段來拖延，是否由於對共產國際將國共兩黨混為一體的政策，根本失去
了信心之故！”陳延年默不做聲，似不願參加討論，但認為要想出辦法來。
另一方麵，中共正領導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活動，省港罷工委員會是一個聲勢赫赫的龐大
組織；數以萬計的罷工工人正集居在廣州市那些被封閉的煙館賭館舊址裏和一些公共建築物
內。委員會除幹事局等正常的機構外，還設有會審處，審判破壞罷工、偷運糧食接濟香港和
私賣敵貨的犯人；同時附設有監獄；對於敵貨的處理，設有拍賣處。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水
陸偵緝隊的組織，擁有隊員二千餘人，步槍四百餘支，小艇十二艘；他們分駐各港口，執行
封鎖香港的任務。此外還有法製局築路委員會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
的職權。
當時在廣州的中共同誌，多以能領導罷工機構而自傲；覺得較之一九一七年俄國工人蘇
維埃還更有效率；但確沒有取國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圖。國民黨右派人物卻斥之為“第二政府”，
認為它包藏著中共在廣州實行共產製的野心。中共中央則本著國共合作、共同努力於國民革
命的意向，亟謀對罷工委員會的活動有所調整。
我曾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與廣州同誌商討這個問題。當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向香港所提出
的條件分為兩大綱要：第一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對滬案所提出的十七條；第二是直接針
對香港的六項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
減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應依形勢變化降低要求條件，與香港當局協商解決，盡
早結束這次罷工。如果罷工結束，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也就不必要了。所謂“第二政府”之
說，也可不攻自破。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和主持委員會的中共黨員鄧中夏等人，都贊成我的主張。但他
們都說香港方麵始終對協商解決罷工一事，沒有明確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麵真願意協商，他
們隨時準備談判。自然，在條件方麵也預備作若幹讓步。
他們還進而指出，由於省港罷工，加上罷工工人糾察隊檢查各港口，對香港實行經濟封
鎖，不特使香港遭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使廣東的叛軍，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於罷工
樞等部也肅清了鄧本殷和袁帶的叛亂。涉嫌勾結陳炯明的熊克武部又為譚延闓、朱培德解除
武裝。由於這些軍事勝利，廣東算是統一了（隻瓊崖一帶尚有鄧本殷的殘部）。
這是廣東多年動亂以來第一次的統一，國民黨人額手稱慶之餘，總常常向我津津樂道廣
東當時的局勢。軍隊已編成了六個國民革命軍，統由軍事委員會指揮；國民政府的政令已能
通達全省；稅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麵也有收穫；國民革命的基礎，可以說是奠定了。廣州的
中共同誌也同樣欣慰有加，覺得中共所領導的工農群眾，曾在統一廣東的工作上有過重大貢
獻；而且認為這是鮑羅庭政策的成功。
國民革命勢力雖在擴展之中，但國共關係仍是一棘手問題。最明顯的，是黃埔內部青年
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對立。加入前者的黃埔學生多係政治工作人員，其領導分子多
具有中共黨籍，絕大部分左傾。後者的成員則多係國民黨籍的軍官，領導分子多持堅決的反
共態度，又在黃埔以外發展組織，如廣州大學的孫文主義學會自命為“斯梯克”黨，顯然是
要用暴力手段，對付共產分子。
陳延年認為孫文主義學會的組成和擴大，與青年軍人聯合會之工作不力大有關係。青年
軍人聯合會最初想包括全體黃埔學生，來對付黃埔以外的舊式軍人；並且也得到蔣校長的支
持。後來，這個組織在中共黨員領導之下，發生了左傾的偏差，徵求會員嚴加限製，有些黃
埔學生沒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請加入者，竟未獲得批準。這就引起了一部分國民黨籍的學生
的反感。陳延年又表示，孫文主義學會氣焰如此高漲，背後也似獲得蔣校長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國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似是孫文主義學會的經典。陳延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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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訴我這本小冊子曾譯成英文送給鮑羅庭看，鮑羅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國民黨立場說話，未可厚
非；鮑並指出他對甚麽事都有辦法，隻有解決國共糾紛他無能為力。因而陳延年除了指斥戴
季陶和孫文主義學會為新右派之外，別無他法。
我聽了陳延年上述這些話，不免有點生氣。我指出鮑羅庭所說的是廢話，解決國共糾紛
為根本之途，對此問題無能為力則一切都屬空談。我還反問他：“鮑羅庭這種避免接觸根本問
題，以不了了之的手段來拖延，是否由於對共產國際將國共兩黨混為一體的政策，根本失去
了信心之故！”陳延年默不做聲，似不願參加討論，但認為要想出辦法來。
另一方麵，中共正領導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活動，省港罷工委員會是一個聲勢赫赫的龐大
組織；數以萬計的罷工工人正集居在廣州市那些被封閉的煙館賭館舊址裏和一些公共建築物
內。委員會除幹事局等正常的機構外，還設有會審處，審判破壞罷工、偷運糧食接濟香港和
私賣敵貨的犯人；同時附設有監獄；對於敵貨的處理，設有拍賣處。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水
陸偵緝隊的組織，擁有隊員二千餘人，步槍四百餘支，小艇十二艘；他們分駐各港口，執行
封鎖香港的任務。此外還有法製局築路委員會等機構。這些機構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
的職權。
當時在廣州的中共同誌，多以能領導罷工機構而自傲；覺得較之一九一七年俄國工人蘇
維埃還更有效率；但確沒有取國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圖。國民黨右派人物卻斥之為“第二政府”，
認為它包藏著中共在廣州實行共產製的野心。中共中央則本著國共合作、共同努力於國民革
命的意向，亟謀對罷工委員會的活動有所調整。
我曾根據中共中央的決策與廣州同誌商討這個問題。當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向香港所提出
的條件分為兩大綱要：第一是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對滬案所提出的十七條；第二是直接針
對香港的六項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選舉；四、勞動立法；五、
減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應依形勢變化降低要求條件，與香港當局協商解決，盡
早結束這次罷工。如果罷工結束，罷工委員會的組織，也就不必要了。所謂“第二政府”之
說，也可不攻自破。
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征和主持委員會的中共黨員鄧中夏等人，都贊成我的主張。但他
們都說香港方麵始終對協商解決罷工一事，沒有明確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麵真願意協商，他
們隨時準備談判。自然，在條件方麵也預備作若幹讓步。
他們還進而指出，由於省港罷工，加上罷工工人糾察隊檢查各港口，對香港實行經濟封
鎖，不特使香港遭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使廣東的叛軍，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於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