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舉行決策性的會議，並由廣東區委會將這個會議決定的事項，報告中共中央。我認為這樣
做可以使廣東區委會獲得全盤領導的經驗，在複雜的廣東局勢中，形成一個領導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及廣東區委會之間的隔閡。
中共廣東區委會陳延年等是贊成我的主張的。陳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鮑公館，
才能獲得一鱗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鮑顧問的指示，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
中共中央方麵常覺得他們未將廣東情況及時報告上去；其實，有些事連他們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個確定的政治會議，就不會再有這些流弊了。
但鮑羅庭是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雖口頭應允照我所提的辦法去做，但後來並未兌現；
一切還是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像個“四不
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的個人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
不與他們事先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即使有時他與陳延年等舉行會議，也不過
是對於他的見解作必要的解釋而已。
這時—列寧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內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之間的爭論日益尖銳，鮑
羅庭往往直接受到史達林的指導，這點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著重要關係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裏，因而廣東的一切政務，鮑羅庭都是
幹了再說。中共中央及其屬下的組織，在政治上不過是隨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事後應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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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鮑羅庭對國民政府的建立問題避免談論。他曾向我指出，國民政府建立問題現在不能討
論，因為解決楊劉，國民黨各方意見大體可以一致；如果在解決楊劉以前，就和他們談到建
立國民政府問題，可能引起內部的分化。再則他也不贊成中共中央就這問題預先有所擬議，
因為這是要根據解決楊劉後的實況來決定的。
雖然如此，鮑羅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關於國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們談到胡漢民的時
候，他曾聳聳肩向我笑著說：“胡漢民嗎？他有一點毛病，如果什麽事情讓他知道了，他的親
信也便知道了；隨著英國人也便知道了。這樣，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這幾句評語，表示他
對胡並不信任，遇有機會，顯然他是要貶抑胡的。
我們談到汪精衛的時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談。他說汪還是和在北京時一樣的謙
遜，不會挺身出來硬幹，如果抬他出來負責，似卻不會退縮。我們談到廖仲愷，他嘆息著說：
“這樣得力而實幹的人，可惜太少了。”他還指出廖願多做些實際工作，卻不願居領導地位。
鮑羅庭這些有關人事的話，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國民政府的輪廓；後來事實上也大致如此。
我們還進而談論到國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針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鮑羅庭表現得有些
茫然，也許他那時是採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態度。
他肯定的贊成國民政府採取委員製；但他也指出委員製是有利有弊的。委員會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實力來支持，那將一事無成。這些話預示他不相信委員會所包含的民主和聯合戰
線等想法，一心在策劃一個他所能領導的重心和更加擴張的黃埔實力，以便建立“革命的專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據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是要以黨治國的；而根據孫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遺囑，又是要召集國民會議的。這兩者比較起來，中共中央自會贊成將未來的國民政府，建
立在國民會議的基礎之上。我還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爭取國民黨中派分子的。並視胡漢
民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至於他
是否完全贊成聯俄容共的政策，則不願苛求。
鮑羅庭也認為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應俟解決楊劉之後，再作決定；並要求我在廣州多
留一些時候，以便隨時商討，我也答應了。後來因為顧正紅被殺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趕回上
海，因此，鮑羅庭關於建立國民政府的傑作，我雖已預知其梗概，但究沒有直接參與的機會；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於指導五卅運動，對建立國民政府這個首要問題，也從未表示意見，一切
都聽由鮑羅庭去處理了。
1該校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後又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因以黃埔海軍
做可以使廣東區委會獲得全盤領導的經驗，在複雜的廣東局勢中，形成一個領導中心，而且
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鮑羅庭以及廣東區委會之間的隔閡。
中共廣東區委會陳延年等是贊成我的主張的。陳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鮑公館，
才能獲得一鱗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鮑顧問的指示，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難。
中共中央方麵常覺得他們未將廣東情況及時報告上去；其實，有些事連他們自己也是不知道
的。如果有一個確定的政治會議，就不會再有這些流弊了。
但鮑羅庭是注重個人手腕的策略家，雖口頭應允照我所提的辦法去做，但後來並未兌現；
一切還是由他獨斷獨行。他的這種作風大概與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關係。他有點像個“四不
像”；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
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發揮他的個人手腕。他對中共廣東區委會的關係仍是老樣子，不僅遇事
不與他們事先商量，事後甚至也不完全告訴他們。即使有時他與陳延年等舉行會議，也不過
是對於他的見解作必要的解釋而已。
這時—列寧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內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之間的爭論日益尖銳，鮑
羅庭往往直接受到史達林的指導，這點對於中國革命的發展，是有著重要關係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裏，因而廣東的一切政務，鮑羅庭都是
幹了再說。中共中央及其屬下的組織，在政治上不過是隨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事後應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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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鮑羅庭對國民政府的建立問題避免談論。他曾向我指出，國民政府建立問題現在不能討
論，因為解決楊劉，國民黨各方意見大體可以一致；如果在解決楊劉以前，就和他們談到建
立國民政府問題，可能引起內部的分化。再則他也不贊成中共中央就這問題預先有所擬議，
因為這是要根據解決楊劉後的實況來決定的。
雖然如此，鮑羅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關於國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們談到胡漢民的時
候，他曾聳聳肩向我笑著說：“胡漢民嗎？他有一點毛病，如果什麽事情讓他知道了，他的親
信也便知道了；隨著英國人也便知道了。這樣，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這幾句評語，表示他
對胡並不信任，遇有機會，顯然他是要貶抑胡的。
我們談到汪精衛的時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談。他說汪還是和在北京時一樣的謙
遜，不會挺身出來硬幹，如果抬他出來負責，似卻不會退縮。我們談到廖仲愷，他嘆息著說：
“這樣得力而實幹的人，可惜太少了。”他還指出廖願多做些實際工作，卻不願居領導地位。
鮑羅庭這些有關人事的話，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國民政府的輪廓；後來事實上也大致如此。
我們還進而談論到國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針等等。對於這些問題，鮑羅庭表現得有些
茫然，也許他那時是採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態度。
他肯定的贊成國民政府採取委員製；但他也指出委員製是有利有弊的。委員會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實力來支持，那將一事無成。這些話預示他不相信委員會所包含的民主和聯合戰
線等想法，一心在策劃一個他所能領導的重心和更加擴張的黃埔實力，以便建立“革命的專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據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是要以黨治國的；而根據孫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遺囑，又是要召集國民會議的。這兩者比較起來，中共中央自會贊成將未來的國民政府，建
立在國民會議的基礎之上。我還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爭取國民黨中派分子的。並視胡漢
民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的獨立自由而奮鬥；至於他
是否完全贊成聯俄容共的政策，則不願苛求。
鮑羅庭也認為這些問題都很重要，但應俟解決楊劉之後，再作決定；並要求我在廣州多
留一些時候，以便隨時商討，我也答應了。後來因為顧正紅被殺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趕回上
海，因此，鮑羅庭關於建立國民政府的傑作，我雖已預知其梗概，但究沒有直接參與的機會；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於指導五卅運動，對建立國民政府這個首要問題，也從未表示意見，一切
都聽由鮑羅庭去處理了。
1該校的正式名稱是“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後又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因以黃埔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