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卻於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離開北京。我是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險,遵從同誌們的公意,


    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鄭州鐵路工會內獲得了孫先生與世長辭的消息,大為悲


    痛,深以不能為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進執緯為憾。我立即在當地召開了一個鐵路工人大會,


    為孫先生誌哀,在會上痛陳我對於這一種偉大人物的追思。同時我也在那裏想著國民黨失去


    了孫先生以後可能發生的一些變化。


    幾天後,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從李大釗先生的來函中,知道了孫先生著名的遺


    囑是由汪精衛起草、經孫先生同意簽字。他致蘇俄的函件則係由鮑羅庭與宋慶齡、汪精衛等


    商擬,同樣經孫先生簽名。至於孫先生的繼承問題則未有任何的決定。


    正當國民黨領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時候,廣州的軍事勝利卻發生了鎮定劑的作


    用。盤據廣東東江的陳炯明的軍事勢力,原是廣州政府的最大威脅;陳炯明利用孫先生離開


    廣州,在北京臥病的時機,發動了對廣州的攻勢。他的軍隊於一九二五年初,進占了廣州附


    近的東莞、石龍等地。坐鎮廣州的胡漢民代帥動員了國民黨所有的軍事力量,實行反擊。那


    時,蔣介石以黃埔學生為基幹所組織的黨軍,為數雖不過是兩個團,但在這次戰役中,初顯


    身手,就表現了卓越的戰鬥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許崇智統率的粵軍和蔣介石指揮的黨軍所組成的右翼軍,攻克


    東莞;十五日再克淡水。這使在北京臥病的孫先生和我們政治會議的同寅們都為之興奮。戰


    事勝利發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孫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區,黃埔黨軍又獲得了


    這次戰役決定性的勝利。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東征”;它標誌著孫先生改組國民黨政策的


    初步成功;它穩定了國民黨在廣東的基礎;也安撫了國民黨負痛失領袖的彷徨心情。而黃埔


    力量的興起,也以此為其關鍵。


    1 李劍農也說:“吳孜恆(即吳稚暉)受浙盧之託,求孫先生容納陳炯明。”(見李著:《最近三十年中


    國政治史》,第五八三頁—上海太平洋書店,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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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的回憶》第二冊


    著者:張國燾


    東方出版社


    目錄:


    第九篇 工運與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第二章職工運動的復甦


    第三章 在“五卅”運動中


    第十篇 孫中山逝世後的國民黨


    第一章 國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第二章 革命陣容的分化


    第三章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十一篇三月二十日前後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煩惱


    第二章“三二○”事變以後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第十二篇 武漢政府時期


    第一章 軍事占領下的武漢初期


    第二章 鮑羅庭到達武漢以後


    第三章 清黨與寧漢對立


    第四章 農民運動


    第五章 中共內部的混亂


    第六章 分裂


    第十三篇 從機會主義到盲動主義


    第一章 南昌暴動


    第二章 八個月的地下生活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


    第二章 中山大學的風波


    第三章 史達林與立三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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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第二冊


    第十五篇 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


    第一章 白區黨的團結工作


    第二章 移向蘇維埃區域


    第九篇 工運與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似隨著孫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國民革命運動卻因時勢的進展而


    日趨蓬勃。它循著兩個主要方向發展:一個是職工運動的復甦,逐漸表現了反帝國主義的色


    彩,蔚成為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另一個是廣州國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勝利的基礎。


    中共在國民革命運動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也逐漸走出了小團體的狹隘範圍,成為一個群


    眾性的政黨。


    一九二四年十月間,曹錕、吳佩孚政權瓦解,職工運動隨著復甦起來;尤其是在直隸、


    河南等省,國民軍勢力範圍內,工會恢復公開活動。在其他地區,也因統治勢力的混亂,工


    會活動乘機復活。


    我在出獄後,雖花了不少時間去協調有關孫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務,仍是領導


    鐵路工會。我們利用時機,力爭工會的合法權利,迅速恢復工會的組織與活動,頗具成績。


    同時,並嚴防在組織力量未充實之前,受到各種可能的壓迫。我們採取若幹預防的步驟,如


    工會雖有開會會所,但另設秘密辦公處所等。


    為了應付這個複雜局勢,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年一月間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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