釗先生手上。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達廣州。當時的廣州並看不出甚麽新氣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紅綠標語而外，長堤一帶仍布滿了“談話處”1。大家忙著大會的籌備工作，宴會
非常頻繁，情況有點像大家庭辦喜事一樣。
我和李大釗先生到達廣州的第二天，孫中山先生便在設於士敏土廠的大元帥府接待我們
和另外新到的十幾位代表。孫先生將他親筆擬訂的建國大綱給我們傳觀，徵詢我們的意見。
我當即起而發問：“先生這個大綱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
設中華民國’，不知道在這種硬性的規定之下，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孫先生聽了我的
話之後，不置答覆，轉而徵詢其他在座者的意見。葉楚傖表示，這一個大綱是經孫先生長期
研究而寫成的，其中一切問題必有妥善解決辦法，我們如能詳加研究，便可獲得深一層的了
解。李大釗先生表示待他詳細研讀之後，再行提供意見。於是，我們的談話便轉到交換消息
以及其他較次要的問題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確是一個根本問題。這是針對孫先生的“以黨治國、以黨建國、
以黨訓政”這些觀點而發的。尤其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大有關係，觸及了黨外合作和聯合戰
線的根本所在，我在當時那種場合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用意是要孫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孫先生和其他的國民黨要人此後從未再直接提到這個問題，但間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張多黨存在的，對於中共，隻是把它看作國民黨大圈子裏的一個小圈子。
鮑羅庭那時住在廣州的東山，正忙於草擬大會的各種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裏，任他
的助手和翻譯。他常邀我們—李大釗、我及其他幾位中共代表—到他那裏去商談。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給我們看。其中有這次大會宣言的草案，由他與汪精衛、瞿秋白共同草擬的。那
時的鮑羅庭待人接物謹慎周到，態度和藹，避免與人爭論。他告訴我這次代表大會所提的政
綱，在民族主義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平等對待國內少數民族等。在民
權主義內，否定天賦人權之說，主張革命民權；即對多數人民給予民主自由，卻不給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義內，提出維護工農利益等具體條款。這些都是很顯著的進步。
鮑羅庭對於在國民革命中應允許其他革命政黨存在一點，表示原則上的贊成，但認為這
不是提出辯論的問題，而是實際做的問題。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沒有人能夠抹煞的。
多數同誌都附和鮑羅庭的意見，認為這次大會是國民黨辦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這個難於解
決的問題。李大釗先生也以指導小組負責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見固然不錯，但提過一次，
就足夠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進與步表示意見，那無異是違反指導小組的決定，
而採取單獨行動了。
接著，在另一個問題上又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當時鮑羅庭所草擬的國民黨黨章草案，無
異是各國共產黨黨章的“譯本”，其中根據民主集中製所擬訂的中央和各級機構的職權、黨
員應守的紀律等等，無一不與共產黨的原則相同。我指出這些原則未必適用於國民黨，國民
黨的黨章應有較大限度的民主。國民黨一向是鬆懈慣了的，忽然之間要受到這樣嚴格的約束，
會妨害國民黨的廣泛發展和引起麻煩。對於跨黨的共產黨員來說，無異自我束縛。因此，我
主張國民黨黨章應盡量擴大民主，黨員除應遵守國民革命的政綱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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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在。這樣，跨黨的共產黨員才能立足。
鮑羅庭對於我的這種主張，有點左右為難。他不多表示意見，有時隻聳聳肩不說甚麽。
他曾輕描淡寫的說：“你這種主張很有道理。但有人總覺得一個國民革命的政黨，應該是一
個組織嚴密的黨，才能負擔起它的歷史使命。”
當時中共一些同誌們對國共合作的良好關係十分興奮，我仿佛成了一個專潑冷水的人。
我曾問譚平山：他預定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可是又跨有共產黨黨籍，如何能用嚴格的紀律
去管這樣眾多的黨員和黨的組織。他的答覆充滿了樂觀。他說他已擔任了這個職務兩個多月，
並未發生困難，他相信隻要黨章規定了嚴明的組織和紀律，執行起來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使我隻有在兩個辦法中間擇一而行。一是不顧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張，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數同誌的反對和國民黨人的不滿。二是為保全共產黨員態度的一致，不如早點離開廣州，
去主持鐵路工人的代表大會，這樣雖不無閃避之嫌，但我終究能保留一貫主張，以待機會。
我們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達廣州。當時的廣州並看不出甚麽新氣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紅綠標語而外，長堤一帶仍布滿了“談話處”1。大家忙著大會的籌備工作，宴會
非常頻繁，情況有點像大家庭辦喜事一樣。
我和李大釗先生到達廣州的第二天，孫中山先生便在設於士敏土廠的大元帥府接待我們
和另外新到的十幾位代表。孫先生將他親筆擬訂的建國大綱給我們傳觀，徵詢我們的意見。
我當即起而發問：“先生這個大綱第一條規定：‘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
設中華民國’，不知道在這種硬性的規定之下，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孫先生聽了我的
話之後，不置答覆，轉而徵詢其他在座者的意見。葉楚傖表示，這一個大綱是經孫先生長期
研究而寫成的，其中一切問題必有妥善解決辦法，我們如能詳加研究，便可獲得深一層的了
解。李大釗先生表示待他詳細研讀之後，再行提供意見。於是，我們的談話便轉到交換消息
以及其他較次要的問題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確是一個根本問題。這是針對孫先生的“以黨治國、以黨建國、
以黨訓政”這些觀點而發的。尤其是國共兩黨的合作，大有關係，觸及了黨外合作和聯合戰
線的根本所在，我在當時那種場合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用意是要孫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孫先生和其他的國民黨要人此後從未再直接提到這個問題，但間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張多黨存在的，對於中共，隻是把它看作國民黨大圈子裏的一個小圈子。
鮑羅庭那時住在廣州的東山，正忙於草擬大會的各種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裏，任他
的助手和翻譯。他常邀我們—李大釗、我及其他幾位中共代表—到他那裏去商談。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給我們看。其中有這次大會宣言的草案，由他與汪精衛、瞿秋白共同草擬的。那
時的鮑羅庭待人接物謹慎周到，態度和藹，避免與人爭論。他告訴我這次代表大會所提的政
綱，在民族主義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平等對待國內少數民族等。在民
權主義內，否定天賦人權之說，主張革命民權；即對多數人民給予民主自由，卻不給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義內，提出維護工農利益等具體條款。這些都是很顯著的進步。
鮑羅庭對於在國民革命中應允許其他革命政黨存在一點，表示原則上的贊成，但認為這
不是提出辯論的問題，而是實際做的問題。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沒有人能夠抹煞的。
多數同誌都附和鮑羅庭的意見，認為這次大會是國民黨辦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這個難於解
決的問題。李大釗先生也以指導小組負責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見固然不錯，但提過一次，
就足夠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進與步表示意見，那無異是違反指導小組的決定，
而採取單獨行動了。
接著，在另一個問題上又發生了不同的看法。當時鮑羅庭所草擬的國民黨黨章草案，無
異是各國共產黨黨章的“譯本”，其中根據民主集中製所擬訂的中央和各級機構的職權、黨
員應守的紀律等等，無一不與共產黨的原則相同。我指出這些原則未必適用於國民黨，國民
黨的黨章應有較大限度的民主。國民黨一向是鬆懈慣了的，忽然之間要受到這樣嚴格的約束，
會妨害國民黨的廣泛發展和引起麻煩。對於跨黨的共產黨員來說，無異自我束縛。因此，我
主張國民黨黨章應盡量擴大民主，黨員除應遵守國民革命的政綱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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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在。這樣，跨黨的共產黨員才能立足。
鮑羅庭對於我的這種主張，有點左右為難。他不多表示意見，有時隻聳聳肩不說甚麽。
他曾輕描淡寫的說：“你這種主張很有道理。但有人總覺得一個國民革命的政黨，應該是一
個組織嚴密的黨，才能負擔起它的歷史使命。”
當時中共一些同誌們對國共合作的良好關係十分興奮，我仿佛成了一個專潑冷水的人。
我曾問譚平山：他預定擔任國民黨組織部長，可是又跨有共產黨黨籍，如何能用嚴格的紀律
去管這樣眾多的黨員和黨的組織。他的答覆充滿了樂觀。他說他已擔任了這個職務兩個多月，
並未發生困難，他相信隻要黨章規定了嚴明的組織和紀律，執行起來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使我隻有在兩個辦法中間擇一而行。一是不顧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張，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數同誌的反對和國民黨人的不滿。二是為保全共產黨員態度的一致，不如早點離開廣州，
去主持鐵路工人的代表大會，這樣雖不無閃避之嫌，但我終究能保留一貫主張，以待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