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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類似黨魁的名義，但眼前少不了一個居中策劃的人，望他暫時負起此責。他也當仁不讓地欣
然答允了。
正當我們的談話大致可告一結束的時候，約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個晚上，我從外麵回
到陳家，聽見陳先生在樓上書房裏和一位外國客人及一位帶山東口音的中國人談話。他們大
概在我入睡後才離去，後來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楊明齋，這是我在陳先生家裏發現他們唯
一的一次聚談。
第二天，陳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共產國際有一位代表來了，已經和他接了頭，未來的
中國共產黨將來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陳先生並未告訴我他們談話的詳情，也沒有說明他
們之間曾接過幾次頭，這大概是由於他們相約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幾次
接觸還隻是涉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問題。威金斯基自然會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的早日
成立，陳先生也許受了這種影響，才定下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決心，並積極展開活動。他
和我談話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積極籌備的時候，，等到他認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
致都可以發動組織中共小組的時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發動組織中國共產
黨，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產國際將予支持。這也許就是那天晚上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陳先生向我說到我們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的重要性。他慨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
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他認為我們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
產國際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的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和成立上海小組的初步商談，是在我到達上海以前就已開始進行；
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小組—上海小組—的正式組成是在我離開上海以後的事，約在八月下
旬。一切都如陳先生所說，中共最初的發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組的組成人員陳獨秀、李達、
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統等七人。戴季陶因國民黨籍的關係，沒有正式加
入組織5。楊明齋由俄共黨籍轉入中共為黨員，是和沈雁冰、俞秀鬆等人的參加一樣，都是
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以後的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經過，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間開始集會商
談，經過籌備，直到當年八月下旬正式組成的大體情形。
正當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來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
訪，坦率地告訴他，我住在陳先生家裏，準備追隨陳先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並請教他的意
見。一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蔡先生表示；看來中國隻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始
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馬克思主義者要有作為，就應趕快組織起來。蔡先生平素是很
客氣的，不願對人澆冷水，但對自己的學生們則很直率，他這次贊同我所採取的途徑，顯然
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話。
這一切確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會怎樣。那位充當中共產
婦的陳獨秀先生當時絕沒有想到，後來會被他的莫斯科同誌們和他的一些門徒們把他當作共
產主義的罪人，甚至斥之為“托匪”、“漢奸”和“日本間諜”。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贊成我從
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蔡元培先生也絕沒料到，他自己竟會在一九二七年轉到反共的立場上去，
而我這個熱衷於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中共發起人之一，又曾披荊斬棘地賣了十八年苦力的人，
當時也決沒有想到竟會被迫捨棄這個後來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
為甚麽有這些離奇的發展，請讀者耐性地讀下去，便會有一個分曉。總括的說，少數人
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暴力革命、建立這種那種的革命政權、實行專政的統治，必然會拋棄初
期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和道義，代之以權力觀念、計謀、恐怖和殘忍等等。共產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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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與無產階級專政骨肉相聯，因之，獨裁的醜惡現實必然會湮沒了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
1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簡短有力的文字，發表了一些同情俄國革命的隨感錄，如《二十世紀俄羅
斯新革命》（見《獨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頁—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倫斯基與列寧》
（見前書，卷二第三十六頁）及《過激派與世界和平》（見前書卷二第六十六頁）。當年五月他所主編的《新
青年》還發刊了馬克思專號（六卷五號）。
2 據郭湛波說：“陳生於一八八○年（清光緒六年），初留學於日本，時中山正組織同盟會，但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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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黨魁的名義，但眼前少不了一個居中策劃的人，望他暫時負起此責。他也當仁不讓地欣
然答允了。
正當我們的談話大致可告一結束的時候，約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個晚上，我從外麵回
到陳家，聽見陳先生在樓上書房裏和一位外國客人及一位帶山東口音的中國人談話。他們大
概在我入睡後才離去，後來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楊明齋，這是我在陳先生家裏發現他們唯
一的一次聚談。
第二天，陳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共產國際有一位代表來了，已經和他接了頭，未來的
中國共產黨將來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陳先生並未告訴我他們談話的詳情，也沒有說明他
們之間曾接過幾次頭，這大概是由於他們相約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幾次
接觸還隻是涉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一般問題。威金斯基自然會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的早日
成立，陳先生也許受了這種影響，才定下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決心，並積極展開活動。他
和我談話的這段時間，可以說是積極籌備的時候，，等到他認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
致都可以發動組織中共小組的時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發動組織中國共產
黨，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產國際將予支持。這也許就是那天晚上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
陳先生向我說到我們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的重要性。他慨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
弱，至今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他認為我們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
產國際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的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
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和成立上海小組的初步商談，是在我到達上海以前就已開始進行；
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小組—上海小組—的正式組成是在我離開上海以後的事，約在八月下
旬。一切都如陳先生所說，中共最初的發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組的組成人員陳獨秀、李達、
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統等七人。戴季陶因國民黨籍的關係，沒有正式加
入組織5。楊明齋由俄共黨籍轉入中共為黨員，是和沈雁冰、俞秀鬆等人的參加一樣，都是
在第一次正式會議以後的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經過，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間開始集會商
談，經過籌備，直到當年八月下旬正式組成的大體情形。
正當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來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
訪，坦率地告訴他，我住在陳先生家裏，準備追隨陳先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並請教他的意
見。一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蔡先生表示；看來中國隻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始
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馬克思主義者要有作為，就應趕快組織起來。蔡先生平素是很
客氣的，不願對人澆冷水，但對自己的學生們則很直率，他這次贊同我所採取的途徑，顯然
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話。
這一切確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開端，誰也沒有想到後來的發展會怎樣。那位充當中共產
婦的陳獨秀先生當時絕沒有想到，後來會被他的莫斯科同誌們和他的一些門徒們把他當作共
產主義的罪人，甚至斥之為“托匪”、“漢奸”和“日本間諜”。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贊成我從
事共產主義運動的蔡元培先生也絕沒料到，他自己竟會在一九二七年轉到反共的立場上去，
而我這個熱衷於共產主義理想，作為中共發起人之一，又曾披荊斬棘地賣了十八年苦力的人，
當時也決沒有想到竟會被迫捨棄這個後來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
為甚麽有這些離奇的發展，請讀者耐性地讀下去，便會有一個分曉。總括的說，少數人
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暴力革命、建立這種那種的革命政權、實行專政的統治，必然會拋棄初
期的理想主義、人道精神和道義，代之以權力觀念、計謀、恐怖和殘忍等等。共產主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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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與無產階級專政骨肉相聯，因之，獨裁的醜惡現實必然會湮沒了共產主義的美麗理想。
1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簡短有力的文字，發表了一些同情俄國革命的隨感錄，如《二十世紀俄羅
斯新革命》（見《獨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頁—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十五年六月七日版）、《克倫斯基與列寧》
（見前書，卷二第三十六頁）及《過激派與世界和平》（見前書卷二第六十六頁）。當年五月他所主編的《新
青年》還發刊了馬克思專號（六卷五號）。
2 據郭湛波說：“陳生於一八八○年（清光緒六年），初留學於日本，時中山正組織同盟會，但他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