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如此，在坦克戰術發展方麵，英國大約落後德國十年。利比亞的威爾遜元帥提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在埃及訓練第7裝甲師的情況時談到：“在訓練第7裝甲師的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強調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重要性。必須反對近年來廣為流行並受到一些文人作家支持的有害理論，根據這些理論，坦克部隊沒有其它兵種支援也能取得勝利……”。是德國人首先指出，我們的“博學之士”的這些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盡管利德爾·哈特早已指出坦克和炮兵協同的必要性，英國的坦克戰理論還是傾向於“單純坦克”的主張。正如威爾遜元帥指出的那樣，這種理論給英軍帶來了不少的損失。直到一九四二年末，英國人才開始注意裝甲師內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協同。
我軍坦克兵的發展，與希特勒的支持是有很大關係的。古德裏安關於軍隊機械化的建議，曾遭到一些高級將領的激烈反對，好在陸軍司令弗裏茨將軍還是同意這一建議的。希特勒對此很感興趣，他不僅深知有關摩托化和坦克方麵的技術問題，而且明確表示支持古德裏安的戰略戰術觀點。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了裝甲兵監，並任命古德裏安為總監，從此，德軍裝甲兵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試驗新型坦克時，希特勒都親臨現場，政府為發動機製造業的發展和公路幹線的構築也提供一切方便。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德國發動機製造業的發展麵臨許多困難，要補償過去的損失，還要做出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正式宣布廢除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條款，當年就建立起三個裝甲師。我所在的騎兵團就是被選定改編成坦克部隊的部隊之一。我們這些熱情奔放的騎兵都為離開馬匹而痛苦，但我們都決心保持騎兵的光榮傳統，並把它帶到坦克部隊來。裝甲師主要都是由原來的騎兵團改編而成的，這使我們引為自豪。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關於坦克兵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總參謀長貝克將軍追隨法國的理論，把坦克的作用局限於直接支援步兵。一九四o年夏天，法國曾深受這種理論之害。古德裏安、布倫堡和弗裏茨堅決反對這種理論，終於獲得這場鬥爭的勝利。一九三七年我們開始組建由裝甲師和摩托化師組成的坦克軍。古德裏安看得更遠，他預見要組建坦克集團軍。
然而，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了。軍界對納粹分子推行的內政，許多方麵都不喜歡。德國國防軍的創始人西克特將軍提出了軍隊不幹預政治事務的原則，這一觀點得到軍方的廣泛支持。德國軍官都厭惡納粹黨員的醜惡行徑，他們想戲弄軍人，隻能引起嘲笑和輕蔑。但是希特勒並沒有把突擊隊員大量塞到軍隊裏來，而且把軍隊的指揮權集中在總參謀部手裏。此外，他的對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別是他的擴軍決定受到國民的歡迎。把德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國的政策，受到軍界的有力支持。
這並不是說我們願意打仗。總參謀部曾百般設法抑製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顧勸告強行占領萊茵區以後，總參謀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一九三八年，總參謀部堅決反對對捷克斯洛伐克所採取的一切行動，因為這些行動可能導致全麵的歐戰，但是張伯倫和達拉第的綏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進行新的冒險。我深知，國外對德軍的總參謀部是深表懷疑的，對於我所說的我們不願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因此，我別無他法，隻得引用直到最近還在牛津大學任戰史教授的著名的英國軍事作家西裏爾·福爾斯的一段話。福爾斯在戈爾裏茨著《德國總參謀部》一書的英文版序言中寫道：
我們英國人認為，德國發動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它的總參謀部是要負責的。有時人們也同樣看待一九三九年德國發動的戰爭。我同意戈爾裏茨先生的看法，這一回責難德國總參謀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責難希特勒、納粹政府和納粹黨，甚至責難德國國民，但是總參謀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捲入對法英的戰爭以後，它是不想同俄國打仗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和平解決蘇台區危機，使軍隊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當時在第3軍軍部當情報參謀，該軍就駐在西裏西亞的希裏施貝格。根據慕尼黑協議，我們能夠和平地進入蘇台區。當我們在堅固的捷克防禦工事旁邊通過時，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輕鬆感，因為避免了一場流血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蘇台區的德國人將首當其衝。每個村莊都熱烈歡迎我們的士兵，手執彩旗和鮮花表示慶賀。
有幾個星期，我擔任蘇台區德國人的領袖康拉德·亨萊的聯絡軍官，當時我得知了許多關於在文化和經濟上受壓迫的德國人的困苦狀況。
對希特勒領導的信任大大加強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併吞波希米亞以後，國際形勢的危機不斷增長。這時我已返回柏林，埋頭準備為慶祝希特勒五十大壽而舉行的大規模閱兵儀式，這次檢閱要顯示我軍的威力。受閱縱隊的最前麵是高舉國防軍各種戰鬥旗幟的旗手隊伍。
我竭力想擺脫開這種生活方式，我討厭這種不務正業的軍事活動，我想回部隊去。最後說妥，讓我到第5裝甲團工作一年，並令我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去該團報到。然而，不久出現波蘭危機，一切都要讓路，我被派到總部參加作戰準備工作。
盡管利德爾·哈特早已指出坦克和炮兵協同的必要性，英國的坦克戰理論還是傾向於“單純坦克”的主張。正如威爾遜元帥指出的那樣，這種理論給英軍帶來了不少的損失。直到一九四二年末，英國人才開始注意裝甲師內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協同。
我軍坦克兵的發展，與希特勒的支持是有很大關係的。古德裏安關於軍隊機械化的建議，曾遭到一些高級將領的激烈反對，好在陸軍司令弗裏茨將軍還是同意這一建議的。希特勒對此很感興趣，他不僅深知有關摩托化和坦克方麵的技術問題，而且明確表示支持古德裏安的戰略戰術觀點。一九三四年七月，成立了裝甲兵監，並任命古德裏安為總監，從此，德軍裝甲兵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試驗新型坦克時，希特勒都親臨現場，政府為發動機製造業的發展和公路幹線的構築也提供一切方便。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德國發動機製造業的發展麵臨許多困難，要補償過去的損失，還要做出大量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勒正式宣布廢除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條款，當年就建立起三個裝甲師。我所在的騎兵團就是被選定改編成坦克部隊的部隊之一。我們這些熱情奔放的騎兵都為離開馬匹而痛苦，但我們都決心保持騎兵的光榮傳統，並把它帶到坦克部隊來。裝甲師主要都是由原來的騎兵團改編而成的，這使我們引為自豪。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關於坦克兵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總參謀長貝克將軍追隨法國的理論，把坦克的作用局限於直接支援步兵。一九四o年夏天，法國曾深受這種理論之害。古德裏安、布倫堡和弗裏茨堅決反對這種理論，終於獲得這場鬥爭的勝利。一九三七年我們開始組建由裝甲師和摩托化師組成的坦克軍。古德裏安看得更遠，他預見要組建坦克集團軍。
然而，政治形勢越來越緊張了。軍界對納粹分子推行的內政，許多方麵都不喜歡。德國國防軍的創始人西克特將軍提出了軍隊不幹預政治事務的原則，這一觀點得到軍方的廣泛支持。德國軍官都厭惡納粹黨員的醜惡行徑，他們想戲弄軍人，隻能引起嘲笑和輕蔑。但是希特勒並沒有把突擊隊員大量塞到軍隊裏來，而且把軍隊的指揮權集中在總參謀部手裏。此外，他的對外政策也取得很大成功，特別是他的擴軍決定受到國民的歡迎。把德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國的政策，受到軍界的有力支持。
這並不是說我們願意打仗。總參謀部曾百般設法抑製希特勒，而在希特勒不顧勸告強行占領萊茵區以後，總參謀部的地位大大削弱了。一九三八年，總參謀部堅決反對對捷克斯洛伐克所採取的一切行動，因為這些行動可能導致全麵的歐戰，但是張伯倫和達拉第的綏靖政策鼓舞希特勒去進行新的冒險。我深知，國外對德軍的總參謀部是深表懷疑的，對於我所說的我們不願意打仗也是不相信的。因此，我別無他法，隻得引用直到最近還在牛津大學任戰史教授的著名的英國軍事作家西裏爾·福爾斯的一段話。福爾斯在戈爾裏茨著《德國總參謀部》一書的英文版序言中寫道：
我們英國人認為，德國發動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它的總參謀部是要負責的。有時人們也同樣看待一九三九年德國發動的戰爭。我同意戈爾裏茨先生的看法，這一回責難德國總參謀部是不公正的。可以責難希特勒、納粹政府和納粹黨，甚至責難德國國民，但是總參謀部是不想同法、英打仗的，而在它被捲入對法英的戰爭以後，它是不想同俄國打仗的。
一九三八年十月和平解決蘇台區危機，使軍隊大大鬆了一口氣。我當時在第3軍軍部當情報參謀，該軍就駐在西裏西亞的希裏施貝格。根據慕尼黑協議，我們能夠和平地進入蘇台區。當我們在堅固的捷克防禦工事旁邊通過時，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輕鬆感，因為避免了一場流血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蘇台區的德國人將首當其衝。每個村莊都熱烈歡迎我們的士兵，手執彩旗和鮮花表示慶賀。
有幾個星期，我擔任蘇台區德國人的領袖康拉德·亨萊的聯絡軍官，當時我得知了許多關於在文化和經濟上受壓迫的德國人的困苦狀況。
對希特勒領導的信任大大加強了，而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併吞波希米亞以後，國際形勢的危機不斷增長。這時我已返回柏林，埋頭準備為慶祝希特勒五十大壽而舉行的大規模閱兵儀式，這次檢閱要顯示我軍的威力。受閱縱隊的最前麵是高舉國防軍各種戰鬥旗幟的旗手隊伍。
我竭力想擺脫開這種生活方式，我討厭這種不務正業的軍事活動，我想回部隊去。最後說妥，讓我到第5裝甲團工作一年，並令我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去該團報到。然而，不久出現波蘭危機，一切都要讓路，我被派到總部參加作戰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