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接受審判是因為我希望生活在祖國。我尊重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法律，不管我同意與否，”我向法官陳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為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個國家的公民。”
德語裏“叛變”一詞按字麵解釋是“叛國”的意思。稍有常識的人不難看出，把這個罪名安在我的頭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個國家？毋庸諱言，我當然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出賣過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國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據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隨後的7個月裏，檢察官指控我親自操縱了30餘名重要的間諜。其中一些人還被傳到法庭上作證。我從而有機會再次見到並觀察許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業與我共事多年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倒應該感謝法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親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會製度土崩瓦解。然而他們不改初衷，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我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出庭作證的證人無奇不有。他們中既有東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經歷各不相同，向我們出賣情報的動機更是五花八門。在法庭上與加比見麵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進法庭時，扭過臉避免看到我。報導這次審判的新聞記者把這一舉動解釋為她與我決裂的一種表示。其實她在極力控製著自己的感情。加比是個極其冷靜的證人，拒絕順從檢察官的意思，把我說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過要挾和其他高壓手段迫使婦女充當東德的間諜。她看上去因內心痛苦而麵色蒼白，竭盡最後的力氣對付法官的提問。我深知這對她有多麽不容易。她和庫龍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認識到，昔日我以為情報局人員牢不可破的榮譽感沒能經受起風雲變幻的考驗。
出庭作證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這位希望利用與我們的關係促進兩德關係正常化的企業家和百萬富翁。當年西德政府認為，與東德的任何接觸都是犯罪行為。德國統一後，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見到波斯特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如今坐在證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頭白髮亂蓬蓬的，臉上鬍子拉碴。他仍主張兩德之間應該實現和解。當年他正是懷著這種願望為東德做事。他稱指控我叛國的罪名荒唐無比。
出庭作證的人中還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級羅密歐”，施勒特爾。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計謀和大膽的把戲。檢察官一一列舉了施勒特爾的成績後質問他：“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上帝送給女人的禮物？”我手下的這位官員和往日一樣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邊，敬了個禮，大聲說：“將軍，在你手下幹不勝榮幸！”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紀堯姆出庭作證那一天，法庭裏擠得水泄不通。人們從他臉上已找不到當年曾是勃蘭特左臂右膀的那個人的影子。紀堯姆被捕後在獄中度過了7個春秋。後來又犯了一次心髒病。這一切在他臉上留下了痕跡。檢察官威脅說，如果他拒絕出庭作證，有可能再次受審。他這才被迫同意出庭。當檢察官問他對多年欺騙勃蘭特作何感想時，紀堯姆平靜地回答說：“我這一生為兩個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過：馬庫斯·沃爾夫和威利·勃蘭特。”紀堯姆重提他曾把勃蘭特的挪威文件轉交給我們時，法庭上出現了片刻的騷動。我不禁沖他苦笑了一下。不過我和律師事先已商量好，不說任何可能對他不利或導致重新審判他的話。兩個老同事在大庭廣眾之下就此事爭吵絕非我倆所願。
鑑於勃蘭特倒台時金克爾在內政部任職，之後又擔任過西德諜報首腦，我的辯護律師要求德國統一後任外交部長的金克爾出庭作證。金克爾在幕後參與了倒勃蘭特的卑鄙勾當。時至今日，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對我的審判中被當眾抖摟出來。我與金克爾同出生在黑欽根鎮。小鎮附近有一座霍亨索倫王朝時期修建的城堡。
我們這兩位東西德諜報機構的首腦終於在法庭上見了麵。我因為幹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爾日後卻成了一位高級政治家，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受到歡迎。至於他過去幹過諜報工作這一點，沒有人在乎。金克爾的助手事先處心積慮地做出安排，確保我倆去法庭的途中不會碰上。我知道金克爾內心對我厭惡至極。世人看到我倆在法庭對麵而坐，有可能感到我們這兩個諜報首腦從事的活動無所謂誰善誰惡。一想到此，他一定惱怒不已。為此金克爾一直拖到馬上要開庭時才露麵，坐到了證人席上。對我的存在，他故意視而不見。過了片刻，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沖我點了點頭。
金克爾不過是回答了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然而我與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說是德國統一後東德人遭受的精神創傷的一個寫照。東德人過去的一生被置於檯麵上，任憑拿著手術刀的西德人隨意解剖。西德教師僅憑東德教師在另一種製度下執教這一點就可以全盤否定後者，不管他多麽稱職，或是多麽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種新的說法，東德外交官因為“與前製度的瓜葛太深”丟掉了工作。而不久前還和他們坐在一張談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卻繼續官運亨通。東德間諜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間諜卻在證人席上。
德語裏“叛變”一詞按字麵解釋是“叛國”的意思。稍有常識的人不難看出，把這個罪名安在我的頭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個國家？毋庸諱言，我當然沒有背叛自己的祖國，也沒有出賣過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國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據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隨後的7個月裏，檢察官指控我親自操縱了30餘名重要的間諜。其中一些人還被傳到法庭上作證。我從而有機會再次見到並觀察許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業與我共事多年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倒應該感謝法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和我一樣，親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會製度土崩瓦解。然而他們不改初衷，維護了自己的尊嚴。我感到極大的安慰和鼓勵。
出庭作證的證人無奇不有。他們中既有東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經歷各不相同，向我們出賣情報的動機更是五花八門。在法庭上與加比見麵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進法庭時，扭過臉避免看到我。報導這次審判的新聞記者把這一舉動解釋為她與我決裂的一種表示。其實她在極力控製著自己的感情。加比是個極其冷靜的證人，拒絕順從檢察官的意思，把我說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過要挾和其他高壓手段迫使婦女充當東德的間諜。她看上去因內心痛苦而麵色蒼白，竭盡最後的力氣對付法官的提問。我深知這對她有多麽不容易。她和庫龍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認識到，昔日我以為情報局人員牢不可破的榮譽感沒能經受起風雲變幻的考驗。
出庭作證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這位希望利用與我們的關係促進兩德關係正常化的企業家和百萬富翁。當年西德政府認為，與東德的任何接觸都是犯罪行為。德國統一後，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見到波斯特時，他還是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如今坐在證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頭白髮亂蓬蓬的，臉上鬍子拉碴。他仍主張兩德之間應該實現和解。當年他正是懷著這種願望為東德做事。他稱指控我叛國的罪名荒唐無比。
出庭作證的人中還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級羅密歐”，施勒特爾。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計謀和大膽的把戲。檢察官一一列舉了施勒特爾的成績後質問他：“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上帝送給女人的禮物？”我手下的這位官員和往日一樣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邊，敬了個禮，大聲說：“將軍，在你手下幹不勝榮幸！”此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紀堯姆出庭作證那一天，法庭裏擠得水泄不通。人們從他臉上已找不到當年曾是勃蘭特左臂右膀的那個人的影子。紀堯姆被捕後在獄中度過了7個春秋。後來又犯了一次心髒病。這一切在他臉上留下了痕跡。檢察官威脅說，如果他拒絕出庭作證，有可能再次受審。他這才被迫同意出庭。當檢察官問他對多年欺騙勃蘭特作何感想時，紀堯姆平靜地回答說：“我這一生為兩個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過：馬庫斯·沃爾夫和威利·勃蘭特。”紀堯姆重提他曾把勃蘭特的挪威文件轉交給我們時，法庭上出現了片刻的騷動。我不禁沖他苦笑了一下。不過我和律師事先已商量好，不說任何可能對他不利或導致重新審判他的話。兩個老同事在大庭廣眾之下就此事爭吵絕非我倆所願。
鑑於勃蘭特倒台時金克爾在內政部任職，之後又擔任過西德諜報首腦，我的辯護律師要求德國統一後任外交部長的金克爾出庭作證。金克爾在幕後參與了倒勃蘭特的卑鄙勾當。時至今日，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對我的審判中被當眾抖摟出來。我與金克爾同出生在黑欽根鎮。小鎮附近有一座霍亨索倫王朝時期修建的城堡。
我們這兩位東西德諜報機構的首腦終於在法庭上見了麵。我因為幹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爾日後卻成了一位高級政治家，在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受到歡迎。至於他過去幹過諜報工作這一點，沒有人在乎。金克爾的助手事先處心積慮地做出安排，確保我倆去法庭的途中不會碰上。我知道金克爾內心對我厭惡至極。世人看到我倆在法庭對麵而坐，有可能感到我們這兩個諜報首腦從事的活動無所謂誰善誰惡。一想到此，他一定惱怒不已。為此金克爾一直拖到馬上要開庭時才露麵，坐到了證人席上。對我的存在，他故意視而不見。過了片刻，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於是沖我點了點頭。
金克爾不過是回答了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然而我與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說是德國統一後東德人遭受的精神創傷的一個寫照。東德人過去的一生被置於檯麵上，任憑拿著手術刀的西德人隨意解剖。西德教師僅憑東德教師在另一種製度下執教這一點就可以全盤否定後者，不管他多麽稱職，或是多麽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種新的說法，東德外交官因為“與前製度的瓜葛太深”丟掉了工作。而不久前還和他們坐在一張談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卻繼續官運亨通。東德間諜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間諜卻在證人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