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當局當然不甘心就這樣讓我悄然無聲地回國。我們來到位於拜恩一格梅因的德奧邊界後，德國一側的警察已恭候多時。他們客氣地示意我下車，敷衍了事地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員麵有難色地解釋說，這是為了查看裏麵是否藏有武器。我的大兒子麥可趕到邊界為我們送行。我和安德烈婭跨過邊界後，被帶入一輛奔馳防彈轎車。我們自己的車交給了麥可。我坐的車後麵跟著另一輛奔馳防彈轎車，裏麵坐著檢察官和我的律師。
德國當局安排我們在距邊界不遠處的一家旅館稍事休息，準備了小吃和飲料。檢察官在旅館大廳神情肅穆地向我宣讀了逮捕令。隨後，我們一行人來到卡爾斯魯厄最高法院所在地。雖然抵達時間已很晚，檢察官還是設法獲得法院批準，立即將我下獄。午夜前不久，我被關進了卡爾斯魯厄監獄裏惟-一間上有雙重鐵欄杆的囚室。11天後，律師把我保了出來。檢察官定的保釋金高得嚇人，而且條件非常苛刻。藉助朋友的幫助我才籌到了這筆錢。
我先後兩次去莫斯科，並呆了較長的時間。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從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國。外界謠傳說，我把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諜報機構的檔案材料交給了克格勃。由於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們猜測紛紛。於是有了以上的傳言。可惜情報局的製度不允許這樣做。東德垮台時，我已退休3年。新局長是我一手挑選的格羅斯曼。他工作勤奮，深受局內年輕人的喜愛。我從未打算退休後繼續垂簾聽政。格羅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牽製。偶爾，他會就我在任時經手的一些活動徵求我的意見，但絕大部分時候喜歡自行決定。不過我把辦公室的鑰匙交給格羅斯曼時特別叮囑過他一點：萬萬不可把間諜檔案存入電腦光碟。電腦熱剛剛興起的那幾年裏，局裏一些機靈鬼抱怨說，情報局的檔案存儲係統太笨，使用起來極不方便。我沒理他們的茬兒。由於新聞界危言聳聽的報導，現在幾乎無人不曉，東德國家安全部在檔案庫裏存放的檔案長達幾英裏。我並不否認，東德國家安全機構染上了一種癖好，四處搜集整理本國公民和海外敵人的黑材料。不過我要提醒撰寫頭條新聞的記者們，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電腦化程度極低。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恐怕不比我們少，不過肯定都儲存在電腦軟盤或磁帶上了。
前麵已講過，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頗為複雜的相互參照查索係統。按照這套製度，任何人若想從我們檔案中確認一個間諜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個（取決於保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關的細節，還要經過保密部門的批準才能閱讀三套相互關聯的文件。總登記簿裏麵貯存有間諜（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點排列）的檔案以及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搜集的幾十萬人的材料。每個處單獨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多不超過60至100名間諜。每個間諜都有一張卡片，上麵記有化名、地址和所屬單位，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單位。卡片上從來不寫間諜的真實姓名。每個處的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級官員保管。局勢緊張或爆發戰爭時，他負責把這摞卡片從國家安全部帶到我們的臨時總部。任何未經授權的人若想搞清一個間諜的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裏查來找去。如此明目張膽地試圖把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的行為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倘若把這些分開儲存的檔案都存入電腦光碟，查找起來就容易多了。現在這種辦法雖然費點事，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麽問題。一些最重要的間諜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腦海裏。當年我藉助蜘蛛網模式已理清了戰後德國各家諜報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後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費力地記住此人屬於哪個諜報網，很少有記不清哪個間諜或他的任務是什麽的時候。
如果把這類檔案儲存在電腦裏，安全主要靠暗語和不同的保密等級來保障。專家們試圖說服我，一個電腦化的存儲係統萬無一失。每回他們都講得天花亂墜。然而幾周或幾個月後，某家報紙卻報導說，一個12歲的孩子在自己臥室裏以“黑客”手段侵入了軍方的電腦網路。我從來不相信電腦。
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的是加密的卡片總索引。查詢某一間諜的身份和任務絕對離不開它。這套卡片總索引到了什麽地方，我也說不準。東德垮台時，我若仍在位的話，很可能會把它轉移到莫斯科。然而我們事先並沒有想到國家崩潰時如何處理這批檔案。情報局以為，一旦爆發戰爭，這批檔案肯定會被轉移到位於柏林市東邊格森的戰時總司令部裏。不過每個處都有自己的緊急藏匿地點。1989年時，如何安置這批檔案取決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
俄國人如果拿到這批卡片索引會做多大的文章？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外界紛紛猜測，莫斯科會收下這批間諜，利用他們的知識繼續刺探西德的情報。這批人對西德的了解可謂透徹。我對這種說法深表懷疑。換了我是俄國外國情報局首腦的話，我會覺得這批間諜使用起來風險太大。最後幾年的風風雨雨清楚地表明，社會大動盪時期，平時顯得忠心耿耿的人也會叛變。德國的統一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好似晴天霹靂。每一個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考驗。東德情報局的特工、官員和耳目很難推斷。1990年夏天，他們已經看出蘇聯人對他們的死活漠不關心，莫不義憤填膺。每次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來我家串門聊天時，必然會提到莫斯科的背信棄義。想當初曾和蘇聯人在一起於過無數次的杯，如今我們處境危急，他們卻在一旁見死不救。
德國當局安排我們在距邊界不遠處的一家旅館稍事休息，準備了小吃和飲料。檢察官在旅館大廳神情肅穆地向我宣讀了逮捕令。隨後，我們一行人來到卡爾斯魯厄最高法院所在地。雖然抵達時間已很晚，檢察官還是設法獲得法院批準，立即將我下獄。午夜前不久，我被關進了卡爾斯魯厄監獄裏惟-一間上有雙重鐵欄杆的囚室。11天後，律師把我保了出來。檢察官定的保釋金高得嚇人，而且條件非常苛刻。藉助朋友的幫助我才籌到了這筆錢。
我先後兩次去莫斯科，並呆了較長的時間。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從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國。外界謠傳說，我把德意誌民主共和國諜報機構的檔案材料交給了克格勃。由於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們猜測紛紛。於是有了以上的傳言。可惜情報局的製度不允許這樣做。東德垮台時，我已退休3年。新局長是我一手挑選的格羅斯曼。他工作勤奮，深受局內年輕人的喜愛。我從未打算退休後繼續垂簾聽政。格羅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牽製。偶爾，他會就我在任時經手的一些活動徵求我的意見，但絕大部分時候喜歡自行決定。不過我把辦公室的鑰匙交給格羅斯曼時特別叮囑過他一點：萬萬不可把間諜檔案存入電腦光碟。電腦熱剛剛興起的那幾年裏，局裏一些機靈鬼抱怨說，情報局的檔案存儲係統太笨，使用起來極不方便。我沒理他們的茬兒。由於新聞界危言聳聽的報導，現在幾乎無人不曉，東德國家安全部在檔案庫裏存放的檔案長達幾英裏。我並不否認，東德國家安全機構染上了一種癖好，四處搜集整理本國公民和海外敵人的黑材料。不過我要提醒撰寫頭條新聞的記者們，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電腦化程度極低。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恐怕不比我們少，不過肯定都儲存在電腦軟盤或磁帶上了。
前麵已講過，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頗為複雜的相互參照查索係統。按照這套製度，任何人若想從我們檔案中確認一個間諜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個（取決於保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關的細節，還要經過保密部門的批準才能閱讀三套相互關聯的文件。總登記簿裏麵貯存有間諜（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點排列）的檔案以及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搜集的幾十萬人的材料。每個處單獨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多不超過60至100名間諜。每個間諜都有一張卡片，上麵記有化名、地址和所屬單位，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單位。卡片上從來不寫間諜的真實姓名。每個處的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級官員保管。局勢緊張或爆發戰爭時，他負責把這摞卡片從國家安全部帶到我們的臨時總部。任何未經授權的人若想搞清一個間諜的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裏查來找去。如此明目張膽地試圖把間諜的化名與真名對上號的行為必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倘若把這些分開儲存的檔案都存入電腦光碟，查找起來就容易多了。現在這種辦法雖然費點事，對我來說根本不是什麽問題。一些最重要的間諜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級官員的腦海裏。當年我藉助蜘蛛網模式已理清了戰後德國各家諜報機構之間的關係。以後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費力地記住此人屬於哪個諜報網，很少有記不清哪個間諜或他的任務是什麽的時候。
如果把這類檔案儲存在電腦裏，安全主要靠暗語和不同的保密等級來保障。專家們試圖說服我，一個電腦化的存儲係統萬無一失。每回他們都講得天花亂墜。然而幾周或幾個月後，某家報紙卻報導說，一個12歲的孩子在自己臥室裏以“黑客”手段侵入了軍方的電腦網路。我從來不相信電腦。
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的是加密的卡片總索引。查詢某一間諜的身份和任務絕對離不開它。這套卡片總索引到了什麽地方，我也說不準。東德垮台時，我若仍在位的話，很可能會把它轉移到莫斯科。然而我們事先並沒有想到國家崩潰時如何處理這批檔案。情報局以為，一旦爆發戰爭，這批檔案肯定會被轉移到位於柏林市東邊格森的戰時總司令部裏。不過每個處都有自己的緊急藏匿地點。1989年時，如何安置這批檔案取決於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外國情報局局長。
俄國人如果拿到這批卡片索引會做多大的文章？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外界紛紛猜測，莫斯科會收下這批間諜，利用他們的知識繼續刺探西德的情報。這批人對西德的了解可謂透徹。我對這種說法深表懷疑。換了我是俄國外國情報局首腦的話，我會覺得這批間諜使用起來風險太大。最後幾年的風風雨雨清楚地表明，社會大動盪時期，平時顯得忠心耿耿的人也會叛變。德國的統一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好似晴天霹靂。每一個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和考驗。東德情報局的特工、官員和耳目很難推斷。1990年夏天，他們已經看出蘇聯人對他們的死活漠不關心，莫不義憤填膺。每次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來我家串門聊天時，必然會提到莫斯科的背信棄義。想當初曾和蘇聯人在一起於過無數次的杯，如今我們處境危急，他們卻在一旁見死不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