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70年代初，哈爾斯坦主義主宰了西德的外交政策。波恩拒絕承認任何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國家。因此，東德與美國之間幾乎沒有什麽正式交往。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諜報活動主要是增加對美國科學技術的了解。這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聯邦調查局對付可疑的外國人很有一套，隻是手段粗暴了些。由於我們在美國沒有大使館或任何其他代表機構，一個想在美國定居的東德人馬上會引起聯邦調查局的注意。因此，派人去美國事先一定要周密策劃，具體實施上格外謹慎，以免把我們的人白白送入虎口，成為報復性驅除對象。冷戰期間，互相驅除對方駐外人員的做法成了東西方關係中的一個特點。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用冒名頂替的辦法在美國安插了少量非法諜報人員。也就是說，他們的履歷都是仿照實實在在的人偽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經作古。這樣可以防止美國諜報機構隨意抽查時發現他們頂替的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我們這些間諜冒充的人都是確有其人，隻不過是兩人頂一個名字。他們必須在一個審查不嚴的第三國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們選擇澳大利亞、南非或拉美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住上兩年後再移居美國，以免引起懷疑。我們還指示他們剛到美國後暫時不要急於發展任何人。有時我們開玩笑說，等到這批人站穩腳跟後，我們早已忘了他們是誰，或他們的任務是什麽了。
這種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諜報機構成功採用過的偵查手法識破。美國諜報機構通過一套甄別辦法找出了一些特點，如單身男子，中等年紀，在不同國家改換過職業等。這些因素湊在一起可以大大縮小偵查範圍。我們潛入美國的不少諜報人員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其中包括極富潛力的間諜之一呂蒂希。1979年他被捕後，同檢察官達成了認罪辯訴協議，把了解的我方情況向美國人全盤托出，換取從寬處理。呂蒂希的叛變後果尤其嚴重。潛伏美國前，他曾是東德諜報機構裏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員。我們對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漢堡安下身，在當地一家國際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後又走關係將他調到紐約。他在美國主管我們一些處境極為困難，隨時有可能暴露的諜報人員。此外，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告訴我們美軍的運輸路線，並發展了一些耳目，把美軍和物資的調動情況泄露給我們。
1979年，在一次美國和西德諜報機構的聯手行動中，呂蒂希被捕。他出賣了負責傳遞東柏林指示的一個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訴西德人及美國人，東柏林可以通過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發報機向潛伏在美國的間諜單向發報。研製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發報機花費了我們幾十年的時間。它大大改善了我們在全球範圍的通訊聯繫。
冒名頂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對夫婦潛伏國外十分罕見，因為同時編造兩個人的假身份極其困難。我們一般隻派單身男子，指望他們娶個美國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運用的得心應手的羅密歐手法到了美國卻屢屢碰壁。情報局內主管美國的頭頭向我解釋說，80年代末時，美國婦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輕易結婚。而且她們好像還有一種本領。我們這些男間諜跟她們交上朋友後常常會良心發現。從諜報工作的角度看，這種心靈深處的仟海卻是一場莫大的災難。有些人未經允許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規定，隻有倆人愛得難捨難分時，我們才允許對戀人講實話。到了這一步後，她們心甘情願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雙重身份。美國是一個盛行懺悔的國家。受此風影響，我們潛伏在美國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對這些人，我們隻能斷絕關係。他們大多在假名下繼續生活在美國，從事當初我們為掩護他們的諜報活動而為他們找的職業。
呂蒂希被捕後，我決定撤回在美國的所有諜報人員。這意味著在美國的諜報工作需要從頭開始。駐美大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內的諜報人員除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潛力的間諜。有一對夫婦已在美國住了5年，在密蘇裏大學為幾位從事科研和教學的教授當助手。還有一位與呂蒂希情況差不多的單身特工。
至於我們情報局在駐美使館裏的人，他們的工作收效甚微，費用卻十分高昂。根據我們的經驗，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監視得極嚴。他們很難有機會發展間諜或是和沒有戒心的知情人拉關係。盡管我們在使館裏的諜報人員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由於美國人視我們為極端危險的人物，仍布置了大批人馬對我們駐外使館人員的活動嚴加監視。我擔任情報局局長期間，始終未能通過這一途徑與消息來源保持聯繫。我們情報局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裏的人員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護東德外交官不受敵人的拉攏，檢查美國是否在使館內安裝了竊聽器，確保秘密交談不被竊聽，等等。東德外交官也向國家安全部的反諜報部門反映情況，但絕不是什麽洞悉了美國真實意圖的石破天驚的消息。偶爾，駐華盛頓大使館裏的諜報人員會向我們匯報一些旁聽到的裏根或布希總統的隻言片語，參議院裏的逸聞趣事或是某個產業大王的真知灼見。諸如此類的消息，通常過幾天在報紙上也可以看到。
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在美國開展諜報活動的感覺。蘇聯人對普通美國人的心理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同美國人打起交道來更加得心應手。可蘇聯人仍認為，我國地處歐洲前沿的戰略地位以及比鄰柏林美占區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們在滲透美國方麵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從50年代開始，克格勃請我們幫助搜集有關“頭號敵人”的情報，並監測美國與西德的關係以及在西德內的活動。雖然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諜報工作收穫甚微，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在家門口的西德發展了一批可靠的情報來源。60年代反戰運動以及反傳統的社會思潮風靡一時。這對我們在歐洲的美國人中間發展間諜極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識分子喜愛的政治哲學家赫伯特·馬庫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單維人》。美國在西德的駐軍雇用了大批美國人，此外還有一個人數龐大的外交使團。這些人都是潛在的發展對象。而且根據盟國簽署的柏林市地位協定，大多數美國人可以自由出人東柏林，不會因去東德受到任何懷疑。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成功地用冒名頂替的辦法在美國安插了少量非法諜報人員。也就是說，他們的履歷都是仿照實實在在的人偽造的。其中有的人已經作古。這樣可以防止美國諜報機構隨意抽查時發現他們頂替的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我們這些間諜冒充的人都是確有其人，隻不過是兩人頂一個名字。他們必須在一個審查不嚴的第三國先取得合法身份。通常我們選擇澳大利亞、南非或拉美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住上兩年後再移居美國，以免引起懷疑。我們還指示他們剛到美國後暫時不要急於發展任何人。有時我們開玩笑說，等到這批人站穩腳跟後，我們早已忘了他們是誰，或他們的任務是什麽了。
這種做法的一大弊端是：它很容易被70年代末西德反諜報機構成功採用過的偵查手法識破。美國諜報機構通過一套甄別辦法找出了一些特點，如單身男子，中等年紀，在不同國家改換過職業等。這些因素湊在一起可以大大縮小偵查範圍。我們潛入美國的不少諜報人員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其中包括極富潛力的間諜之一呂蒂希。1979年他被捕後，同檢察官達成了認罪辯訴協議，把了解的我方情況向美國人全盤托出，換取從寬處理。呂蒂希的叛變後果尤其嚴重。潛伏美國前，他曾是東德諜報機構裏的一名主管特案的官員。我們對他十分信任，先安排他在漢堡安下身，在當地一家國際搬家公司找了份工作。此後又走關係將他調到紐約。他在美國主管我們一些處境極為困難，隨時有可能暴露的諜報人員。此外，他還利用工作之便告訴我們美軍的運輸路線，並發展了一些耳目，把美軍和物資的調動情況泄露給我們。
1979年，在一次美國和西德諜報機構的聯手行動中，呂蒂希被捕。他出賣了負責傳遞東柏林指示的一個西德人的名字和地址。更糟的是，他告訴西德人及美國人，東柏林可以通過最近在古巴架起的一台發報機向潛伏在美國的間諜單向發報。研製一台具有如此敏感功能的發報機花費了我們幾十年的時間。它大大改善了我們在全球範圍的通訊聯繫。
冒名頂替手法的另一大缺陷是：派一對夫婦潛伏國外十分罕見，因為同時編造兩個人的假身份極其困難。我們一般隻派單身男子，指望他們娶個美國妻子，改善自己的移民地位。可在西德運用的得心應手的羅密歐手法到了美國卻屢屢碰壁。情報局內主管美國的頭頭向我解釋說，80年代末時，美國婦女已非常解放，不肯輕易結婚。而且她們好像還有一種本領。我們這些男間諜跟她們交上朋友後常常會良心發現。從諜報工作的角度看，這種心靈深處的仟海卻是一場莫大的災難。有些人未經允許就向妻子或女友透露了真情。按照規定，隻有倆人愛得難捨難分時，我們才允許對戀人講實話。到了這一步後，她們心甘情願接受自己丈夫或男友的雙重身份。美國是一個盛行懺悔的國家。受此風影響，我們潛伏在美國的很多人不禁吐露真言。對這些人，我們隻能斷絕關係。他們大多在假名下繼續生活在美國，從事當初我們為掩護他們的諜報活動而為他們找的職業。
呂蒂希被捕後，我決定撤回在美國的所有諜報人員。這意味著在美國的諜報工作需要從頭開始。駐美大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內的諜報人員除外。我懷著沉痛的心情下令召回很有潛力的間諜。有一對夫婦已在美國住了5年，在密蘇裏大學為幾位從事科研和教學的教授當助手。還有一位與呂蒂希情況差不多的單身特工。
至於我們情報局在駐美使館裏的人，他們的工作收效甚微，費用卻十分高昂。根據我們的經驗，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東歐國家的外交官監視得極嚴。他們很難有機會發展間諜或是和沒有戒心的知情人拉關係。盡管我們在使館裏的諜報人員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由於美國人視我們為極端危險的人物，仍布置了大批人馬對我們駐外使館人員的活動嚴加監視。我擔任情報局局長期間，始終未能通過這一途徑與消息來源保持聯繫。我們情報局在華盛頓使館和聯合國代表團裏的人員為此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保護東德外交官不受敵人的拉攏，檢查美國是否在使館內安裝了竊聽器，確保秘密交談不被竊聽，等等。東德外交官也向國家安全部的反諜報部門反映情況，但絕不是什麽洞悉了美國真實意圖的石破天驚的消息。偶爾，駐華盛頓大使館裏的諜報人員會向我們匯報一些旁聽到的裏根或布希總統的隻言片語，參議院裏的逸聞趣事或是某個產業大王的真知灼見。諸如此類的消息，通常過幾天在報紙上也可以看到。
我們始終沒有找到在美國開展諜報活動的感覺。蘇聯人對普通美國人的心理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因而同美國人打起交道來更加得心應手。可蘇聯人仍認為，我國地處歐洲前沿的戰略地位以及比鄰柏林美占區和西德的地理位置，使我們在滲透美國方麵具有一些有利的條件。從50年代開始，克格勃請我們幫助搜集有關“頭號敵人”的情報，並監測美國與西德的關係以及在西德內的活動。雖然我們在美國本土上的諜報工作收穫甚微，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在家門口的西德發展了一批可靠的情報來源。60年代反戰運動以及反傳統的社會思潮風靡一時。這對我們在歐洲的美國人中間發展間諜極為有利。此外，深受青年知識分子喜愛的政治哲學家赫伯特·馬庫塞的作品也起了作用，如《單維人》。美國在西德的駐軍雇用了大批美國人，此外還有一個人數龐大的外交使團。這些人都是潛在的發展對象。而且根據盟國簽署的柏林市地位協定，大多數美國人可以自由出人東柏林，不會因去東德受到任何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