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書首講述了與中央情報局反諜報人員打交道的一段親身經歷。我感覺，他們讓人相信中央情報局內沒有鼴鼠的勁頭比找到鼴鼠還大。1985年哈撒韋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上稱：“中央情報局核心部門從來沒有發現過有蘇聯間諜。也許這些特務隱藏得很深，躲過了我們的眼睛。但我對此表示懷疑。”此後不久，兩年前因吸毒和小偷小摸被中央情報局開除的霍華德叛逃到蘇聯，把中央情報局莫斯科站的諜報活動告訴了克格勃。直到一位克格動高級官員尤爾琴科叛逃到美國後，霍華德的事才敗露。如果咬文嚼字的話，哈撒韋的話倒也沒錯。霍華德向蘇聯人告密時已經離開了中央情報局。可他的保票未免打得過於絕對。我見過這個哈撒韋。此人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工作認真負責的諜報官員。我內心思忖道，為什麽他甘於粉飾中央情報局的弱點呢？我有一種直覺。哈撒韋擔心名聲已經不佳的中央情報局經不起新醜聞的折騰了。
中央情報局為推翻卡斯楚搞的未遂政變以及在中美洲的種種莽撞活動，使它在保守黨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站的諜報人員對美國70年代和80年代諜報機構的評價表明，它的威望遠遠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諜報人員因此士氣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學專家都會指出這一點。在公眾眼裏，中央情報局不僅行動詭秘，而且管理無方。前一種看法對於一個龐大的諜報機構來說很正常。而後者的惡名任何一個諜報機構都背不起。諜報機構是心理不穩定的地方。其內部心態很快會反映到工作人員的行動上。有關叛徒艾姆斯的報導表明，中央情報局內存在著一種極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情緒。艾姆斯不僅不喜歡自己所在的單位，而且鄙視它。蘇聯的叛逃人員恐怕就沒有這種感覺，例如戈爾迪夫斯基。他們變節常常出於意識形態或個人方麵的原因。雖然他們對克格勃內部的黑暗麵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對它的敬畏。戈巴契夫上台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報局雇用的第一個庸人。70年代時，美國有一個間諜，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務是結識訪問西德的東德外交官、商人和學者，並從中發展間諜。應該說，中央情報局利用這些東德人出國訪問的機會拉他們下水的想法並不壞。這比在東德境內搜集情報風險小多了。1973年，我們著手對中央情報局在波恩外的諜報活動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和分析。通過監視在雞尾酒會、體育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什麽人主動找東德出國人員攀談，我們很快擬出了一個中央情報局諜報人員名單。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們查出他的真名叫福爾肯。而他和中央情報局還被蒙在鼓裏。起初我們隻是派人跟蹤他，看他找什麽人接觸，從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麵的情報。慢慢地我們開始用自己的人誘他上鉤，向他提供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秘密和假情報。目的是將美國人的反諜報工作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摸清我們的真實意圖。可憐的福爾肯信以為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發展了這麽多了解情況的東德人當特務。一次他對一個密友炫耀說，因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報局給他晉級加薪。國家安全部內的反諜報機構聽說後忍俊不禁。福爾肯得到的大多數毫無價值的情報就是由這個部門的高級官員杜撰出來的。
識別在波恩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直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發展潛在對象前必須精心準備，具體做法上要循序漸進，不露聲色地接近對方。中央情報局的人可好，總是明目張膽地拉攏我方人員。我們誘其上鉤的人常常抱怨說，這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對東德的經濟困難十分無知。由於他們對東德的情況一知半解，我方人員很難決定用什麽樣的假情報牽著他們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特工的素質極差，工作毫無章法。我國領導人不禁擔心美國不再重視東德。
後來我們才知道，有關東德的重要數據美國是通過設在西柏林和西德的電子監聽站得到的。鑑於美國需要的大部分有價值的情報可以通過截獲無線電波得到，中央情報局仍派一些無能之輩到處嗅來喚去有點讓人費解。不過我本人的體會是，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取代優秀的諜報人員和他們做出的判斷。中央情報局內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盡管他們自己成績不佳。你可以竊聽一次電話的談話，但如果不熟悉談話的背景的話，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一張衛星照片可以顯示那一瞬間飛彈的準確位置，而隱藏在司令部裏的內線卻可以告訴你這些飛彈移向何方。技術情報的弊端在於：它基本上隻有情報，沒有分析。它隻能記錄下已知事實，而無法預測未來。間諜卻可以刺探關於各項計劃的情報，分析政治軍事形勢，弄清各種文件和談話的具體背景。幹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諜報官員平時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埋頭於浩繁的資料堆中尋覓丁點兒金子。過分依賴技術手段搜集情報也許會有雙倍的收穫，而為此需要篩選的數據量肯定會相應增加3倍。雖然技術諜報手段的作用會日益增大，並將取代昔日由人冒極大風險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間諜。一個諜報機構的成就來自它的成員，而不是它擁有的花裏胡哨的高技術手段。
中央情報局為推翻卡斯楚搞的未遂政變以及在中美洲的種種莽撞活動，使它在保守黨和自由派人士中威望大跌。我們在華盛頓和紐約站的諜報人員對美國70年代和80年代諜報機構的評價表明，它的威望遠遠不及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諜報人員因此士氣低落。任何一位管理學專家都會指出這一點。在公眾眼裏，中央情報局不僅行動詭秘，而且管理無方。前一種看法對於一個龐大的諜報機構來說很正常。而後者的惡名任何一個諜報機構都背不起。諜報機構是心理不穩定的地方。其內部心態很快會反映到工作人員的行動上。有關叛徒艾姆斯的報導表明，中央情報局內存在著一種極為強烈的自我厭惡情緒。艾姆斯不僅不喜歡自己所在的單位，而且鄙視它。蘇聯的叛逃人員恐怕就沒有這種感覺，例如戈爾迪夫斯基。他們變節常常出於意識形態或個人方麵的原因。雖然他們對克格勃內部的黑暗麵看得很清楚，但並沒有因此失去對它的敬畏。戈巴契夫上台後情況才有了變化。
艾姆斯不是中央情報局雇用的第一個庸人。70年代時，美國有一個間諜，化名蒂勒曼。他的任務是結識訪問西德的東德外交官、商人和學者，並從中發展間諜。應該說，中央情報局利用這些東德人出國訪問的機會拉他們下水的想法並不壞。這比在東德境內搜集情報風險小多了。1973年，我們著手對中央情報局在波恩外的諜報活動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調查和分析。通過監視在雞尾酒會、體育俱樂部、酒吧和咖啡館以及其他公共場所什麽人主動找東德出國人員攀談，我們很快擬出了一個中央情報局諜報人員名單。其中就有蒂勒曼。
1975年，蒂勒曼已完全定居波恩。我們查出他的真名叫福爾肯。而他和中央情報局還被蒙在鼓裏。起初我們隻是派人跟蹤他，看他找什麽人接觸，從而弄清他想搜集哪方麵的情報。慢慢地我們開始用自己的人誘他上鉤，向他提供了一些無足輕重的秘密和假情報。目的是將美國人的反諜報工作引入歧途；使他們無法摸清我們的真實意圖。可憐的福爾肯信以為真，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發展了這麽多了解情況的東德人當特務。一次他對一個密友炫耀說，因為他工作出色，中央情報局給他晉級加薪。國家安全部內的反諜報機構聽說後忍俊不禁。福爾肯得到的大多數毫無價值的情報就是由這個部門的高級官員杜撰出來的。
識別在波恩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簡直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我本人一向要求部下發展潛在對象前必須精心準備，具體做法上要循序漸進，不露聲色地接近對方。中央情報局的人可好，總是明目張膽地拉攏我方人員。我們誘其上鉤的人常常抱怨說，這些中央情報局的特工對東德的經濟困難十分無知。由於他們對東德的情況一知半解，我方人員很難決定用什麽樣的假情報牽著他們的鼻子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特工的素質極差，工作毫無章法。我國領導人不禁擔心美國不再重視東德。
後來我們才知道，有關東德的重要數據美國是通過設在西柏林和西德的電子監聽站得到的。鑑於美國需要的大部分有價值的情報可以通過截獲無線電波得到，中央情報局仍派一些無能之輩到處嗅來喚去有點讓人費解。不過我本人的體會是，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法取代優秀的諜報人員和他們做出的判斷。中央情報局內肯定有人同意我的看法，盡管他們自己成績不佳。你可以竊聽一次電話的談話，但如果不熟悉談話的背景的話，很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一張衛星照片可以顯示那一瞬間飛彈的準確位置，而隱藏在司令部裏的內線卻可以告訴你這些飛彈移向何方。技術情報的弊端在於：它基本上隻有情報，沒有分析。它隻能記錄下已知事實，而無法預測未來。間諜卻可以刺探關於各項計劃的情報，分析政治軍事形勢，弄清各種文件和談話的具體背景。幹這一行的人都知道，一位諜報官員平時工作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埋頭於浩繁的資料堆中尋覓丁點兒金子。過分依賴技術手段搜集情報也許會有雙倍的收穫，而為此需要篩選的數據量肯定會相應增加3倍。雖然技術諜報手段的作用會日益增大，並將取代昔日由人冒極大風險做的部分工作，但它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間諜。一個諜報機構的成就來自它的成員，而不是它擁有的花裏胡哨的高技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