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不過米爾克除了偶爾拿猶太人開個玩笑外，例從來沒有過任何反猶言論），米爾克骨子裏並不信任我。此外，國家安全部內人人守口如瓶的保密風氣註定了彼此之間不可能有什麽深交。我這個局長能做這麽久是因為米爾克知道，我深受克格勃首腦的器重。不用說，這層關係對他也有用。得罪了克格勃他也不會有好果子吃。在米爾克眼裏，我不過是一個善於搜集和分析情報的行家。至於當年他在柏林街頭經歷過的那種真刀實槍的階級鬥爭，我卻不是幹這個的料。一有機會，他就把我排除在外。從我們情報局成立之日起，他就把特工處--負責敵後破壞活動，如破壞輸油管及核電站--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而在蘇聯，這類職能歸第一總局，即外國情報局管。我退休後，該處劃歸給外國情報局的新局長。
因此，出麵與恐怖主義團體打交道的不是外國情報局，而是國家安全部內的第22局。米爾克手下的4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之一，主管邊防部隊的內伯將軍兼管該局。第22局實際上是一個與我們情報局平行的從事反諜報工作的部門，並不歸我管。內伯逐漸接管了軍隊和警察部隊裏的反諜報工作，後來還負責國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義活動。他為人極其和善，手下管著不少豪華賓館。每次外國諜報機構的代表團來訪時，都受到他的熱情款待。他不是那種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的冷血動物，但無疑是一個黨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的人。德國統一後，他被指控參與了加騰施萊格爾被處死一案。加騰施萊格爾先後四五次偷越邊境，而且還破壞了幾處邊境設施。
內伯直接對米爾克負責。他的第22局實際上是一個反恐怖機構。1979年以前，該局人數並不多。上麵做出決定，擴大與所謂“開展武裝鬥爭的組織”的交往後，該處編製迫於需要迅速膨脹。短短幾年裏，它的人員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東德與恐怖團體交往內情的不過20餘人。如今已知，與該局打過交道的組織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埃塔和豺狼卡洛斯。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活動，而且也從未見過卡洛斯或是其他揚名海外的恐怖主義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化名為羅舍爾的中東問題專家（這裏不想用他的真名）。羅舍爾與巴解組織的官員、諜報機構成員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個人聯繫。但他同阿布·尼達爾和卡洛斯完全沒有來往。有關這兩個人的消息他是通過巴解組織裏的熟人聽到的。羅舍爾避開尼達爾和卡洛斯是因為我曾指示過部下不得與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沾邊。就我所知，他一直嚴格執行了這一指示。至於第22局的關係戶，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選擇地告訴他的，“熱”關係戶根本不告訴他。“熱”關係戶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險的恐怖分子和團體。第22局裏隻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些關係戶。我們局裏沒有一個人了解這方麵的活動。
羅舍爾認為得到的情報對我們的諜報工作有價值時，才向我匯報消息的來源。通常對方會提出要我們提供培訓和其他方麵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報給米爾克，由他拍板決定。此後就沒有我什麽事了，因為具體培訓由別人負責。 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庇護的阿拉伯恐怖主義分子大多數都是借阿拉伯國家外交官身份的掩護進入東德的。這方麵的事不歸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於政治上的考慮。我擔心它的活動可能會對我們局產生不利的後果。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第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盤。世界上任何一國官員對此都會理解。它等於是又一個與我們平起平坐的從事外國諜報活動的機構。我料到它對我本人及國家都沒有好處。日後果不其然。
天長日久，我們看出巴解組織不過是想利用我們。我們想約束他們活動的願望亦成為泡影。我們還擔心，站在巴解組織阿拉法特一邊會招致其他派別的報復，為此逐漸開始接納並訓練巴勒斯坦各派的戰士。最終阿布·尼達爾也包括進來。羅舍爾通過阿拉法特手下的諜報人員了解到，阿布·尼達爾一派手段殘忍。根據他的建議，我擬定了一項備忘錄，反對與尼達爾有任何來往，結果石沉大海。東德的教官向他講授了發射蘇製火箭的技術。
每當我們想做出友好的姿態，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時，就採取邀請對方來東德度假或留學的方式。哈巴什在德勒斯登有一套房子，每次他來探望在當地科技大學上學的女兒時就住在這裏。
1979年，米爾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員起草了一份秘密報告，題為《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和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活動以及他們設法使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參與謀劃對西歐國家採取的暴力活動的企圖》。報告列舉了我們正在援助的組織所從事的大量恐怖主義活動，並指出，巴解組織及其盟友正計劃利用他們進出東德的便利，從這裏對他國發動恐怖襲擊。東德與西柏林近在颶尺的地理位置和進出西柏林的方便對他們極為有用。日後，前西德外國諜報首腦邁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裏透露了這份報告的內容，並指責我縱容恐怖主義。但他巧妙地省略了報告中最重要的結論部分。結論告誡說：“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領土上從事這類活動會帶來政治上的風險並損及我們國家的安全利益。”
因此，出麵與恐怖主義團體打交道的不是外國情報局，而是國家安全部內的第22局。米爾克手下的4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之一，主管邊防部隊的內伯將軍兼管該局。第22局實際上是一個與我們情報局平行的從事反諜報工作的部門，並不歸我管。內伯逐漸接管了軍隊和警察部隊裏的反諜報工作，後來還負責國家安全部的反恐怖主義活動。他為人極其和善，手下管著不少豪華賓館。每次外國諜報機構的代表團來訪時，都受到他的熱情款待。他不是那種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的冷血動物，但無疑是一個黨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的人。德國統一後，他被指控參與了加騰施萊格爾被處死一案。加騰施萊格爾先後四五次偷越邊境，而且還破壞了幾處邊境設施。
內伯直接對米爾克負責。他的第22局實際上是一個反恐怖機構。1979年以前，該局人數並不多。上麵做出決定，擴大與所謂“開展武裝鬥爭的組織”的交往後，該處編製迫於需要迅速膨脹。短短幾年裏，它的人員增至800多人。可其中真正了解東德與恐怖團體交往內情的不過20餘人。如今已知，與該局打過交道的組織包括愛爾蘭共和軍，巴斯克分離主義運動埃塔和豺狼卡洛斯。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活動，而且也從未見過卡洛斯或是其他揚名海外的恐怖主義分子。我把同巴勒斯坦人交往的任務交給了一位化名為羅舍爾的中東問題專家（這裏不想用他的真名）。羅舍爾與巴解組織的官員、諜報機構成員以及巴勒斯坦解放陣線的哈巴什保持了有限的個人聯繫。但他同阿布·尼達爾和卡洛斯完全沒有來往。有關這兩個人的消息他是通過巴解組織裏的熟人聽到的。羅舍爾避開尼達爾和卡洛斯是因為我曾指示過部下不得與恐怖分子和恐怖主義沾邊。就我所知，他一直嚴格執行了這一指示。至於第22局的關係戶，他知道的都是人家有選擇地告訴他的，“熱”關係戶根本不告訴他。“熱”關係戶是指卡洛斯或其他尤其危險的恐怖分子和團體。第22局裏隻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些關係戶。我們局裏沒有一個人了解這方麵的活動。
羅舍爾認為得到的情報對我們的諜報工作有價值時，才向我匯報消息的來源。通常對方會提出要我們提供培訓和其他方麵的援助。我把以上要求上報給米爾克，由他拍板決定。此後就沒有我什麽事了，因為具體培訓由別人負責。 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庇護的阿拉伯恐怖主義分子大多數都是借阿拉伯國家外交官身份的掩護進入東德的。這方麵的事不歸我管。我跟第22局的矛盾源於政治上的考慮。我擔心它的活動可能會對我們局產生不利的後果。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原因。第22局侵犯了我的地盤。世界上任何一國官員對此都會理解。它等於是又一個與我們平起平坐的從事外國諜報活動的機構。我料到它對我本人及國家都沒有好處。日後果不其然。
天長日久，我們看出巴解組織不過是想利用我們。我們想約束他們活動的願望亦成為泡影。我們還擔心，站在巴解組織阿拉法特一邊會招致其他派別的報復，為此逐漸開始接納並訓練巴勒斯坦各派的戰士。最終阿布·尼達爾也包括進來。羅舍爾通過阿拉法特手下的諜報人員了解到，阿布·尼達爾一派手段殘忍。根據他的建議，我擬定了一項備忘錄，反對與尼達爾有任何來往，結果石沉大海。東德的教官向他講授了發射蘇製火箭的技術。
每當我們想做出友好的姿態，而又不致陷得太深時，就採取邀請對方來東德度假或留學的方式。哈巴什在德勒斯登有一套房子，每次他來探望在當地科技大學上學的女兒時就住在這裏。
1979年，米爾克指示安全部的研究員起草了一份秘密報告，題為《關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和其他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活動以及他們設法使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參與謀劃對西歐國家採取的暴力活動的企圖》。報告列舉了我們正在援助的組織所從事的大量恐怖主義活動，並指出，巴解組織及其盟友正計劃利用他們進出東德的便利，從這裏對他國發動恐怖襲擊。東德與西柏林近在颶尺的地理位置和進出西柏林的方便對他們極為有用。日後，前西德外國諜報首腦邁爾在他所著的一本書裏透露了這份報告的內容，並指責我縱容恐怖主義。但他巧妙地省略了報告中最重要的結論部分。結論告誡說：“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領土上從事這類活動會帶來政治上的風險並損及我們國家的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