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些同事幹起這種事來勁頭十足，滿腦子的點子。我內心深處覺得靠這種辦法並不能迫使資本主義世界屈膝投降。我認為宣傳戰的主要用途在於搞臭一些頑固敵視東德的死硬分子。他們對政策和公眾輿論有很大的影響。在這場鬥爭中，報界大王施普林格是我們的頭號敵人。施普林格的帝國包括發行量極大的《圖片報》和最受西德政界推崇的《世界報》。他本人強烈反對給予東德任何形式的外交承認。直到80年代中，他擁有的報紙均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一詞的德語字母縮寫ddr上打上引號。施普林格借自己的報紙大肆攻擊承認德國分治現狀、促進實現兩德之間商業正常化的各項條約。我國領導人渴望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以及伴隨這種承認而來的貿易和外交上的往來，為此指示我們諜報機構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反擊西德敵對分子。
西德發行量極大的雜誌《快捷》周刊和施普林格的報紙持同一腔調。不過這回我們極為走運。《快捷》的總編是馮·努許斯，就是當年我們設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記者介紹給我們的他的同事。50年代期間，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們提供有關波恩政治內幕的寶貴情報。60年代中，他逐漸停止為我們工作。努許斯愚蠢地以為這段歷史從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為敵國諜報機構做過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覺得誰也奈何不了他們。任何人隻要與一個諜報機構沾上邊，就甭想讓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於自己的需要隨時抖出這段歷史，直到你進棺材那一天為止。）
外國情報局一向為效命於東德的告密者嚴守秘密。這一次我們決定打破慣例，向外界透露這家惡毒攻擊與東德簽署的各項條約的雜誌的總編本人就曾多年拿著東德的錢為東德做事。我們準備借調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這一消息。博斯在波恩認識不少要人，訪問東德期間死於一次車禍。他的確與東德的諜報機構有些來往。這次來東德還拜訪了一些諜報官員。開車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麵濕滑，汽車失控而喪生。事故發生後，馬上謠言四起，對這個與東德和西德有著神秘往來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測紛紛。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會民主黨在聯邦議會中的一位助手維南德。其實博斯不過是死於意外的車禍。我們急於盡快證明這一點。原因之一是，倘若人們懷疑他死因不明，我們在西德的人以後就不敢再來東德尋求指示或遞送情報。為此，我們特別邀請《明星》畫刊派一人前來調查這次車禍，並允許他參與屍體解剖並參閱其全部有關資料。
我們利用《明星》畫刊這位記者的東德之行略施小計，引起了他對努許斯的興趣。做到這一點沒費什麽力氣。一般持溫和觀點的《明星》畫刊是《快捷》周刊的主要競爭對手。《明星》畫刊果然不負我們所望，將此事曝光。努許斯被《快捷》解職。但《快捷》周刊指責《明星》畫刊的報導不屬實，與《明星》畫刊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法院歷時數載才做出了《明星》畫刊勝訴的判決。這件事表明，通過法律手段解決源於雲詭波詭的諜報世界的爭端有多麽不易。
在德國，一個人的經歷有時會有最稀奇古怪的結局。東德垮台後，國家安全部檔案中有關努許斯背叛行為的詳細材料公布於世。不久後的一天，我翻開一份報紙，一篇署名為努許斯的文章豁然躍入眼簾。此人一向善於見風使舵。如今又搖身一變，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方麵的專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諜報首腦都曉得，散布“假情報”的部門一旦運作起來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謂請菩薩容易送菩薩難。這些部門裏的專家沒有知足的時候，總想嚐試更大膽的設想，編出更離奇的新聞。直至今日，我對主管教會和持不同政見者處幹的一件事仍感到無比內疚。該處並不歸我管。在這件事上，參與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慫恿。80年代初，由於擔心東德對現實不滿的青年人會受到西德新納粹分子的影響，該處模仿新納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裏的風格編寫了挑釁性的宣傳納粹主義的材料，並將這些傳單和小冊子郵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對此信以為真，再度陷入對納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聯邦議會還就新納粹分子一事進行了辯論。我覺得這場讓人倒胃口的鬧劇極其危險。想出這個主意的某些蘇聯人為了達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讓我們參與組織新納粹分子的集會。
蘇聯陣營內的諜報機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們時刻受到來自上麵的壓力，必須找出西方罪惡行徑的證據以供我方對敵宣傳用。冷戰期間雙方的宣傳戰披上了一層善惡之爭的道德外衣，從而掩蓋了冷戰實則是一場技術和軍事競爭的實質。為了爭取鐵幕兩邊的公眾，雙方拚命把對方說成是魔鬼。如此一來咱己則是替天行道，而對方卻是無惡不作。 這種做法產生的一個最惡劣的後果是，一些諜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證明他們對敵人進行了有利的反擊，有時竟然弄虛作假。比如，蘇聯駐外使領館裏的諜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表功，有時謊稱，他們與某某間諜或耳目接頭。其實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來的。 這種把戲在外國情報局內用不了多久就會露餡。情報局收到間諜和耳目遞送的情報後，立即送交有關人員仔細加以分析。對來自各條渠道的一手情報比較對照時，這類胡編亂造極易露出馬腳。相比之下，反諜報機構人員更容易弄虛作假。米爾克為了向蘇聯人和我國領導人表白，肅清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境內的西德特務全靠反諜報機構的努力，不停地給下麵的人施加壓力。1979年，這種局麵終於引發了asa事件。
西德發行量極大的雜誌《快捷》周刊和施普林格的報紙持同一腔調。不過這回我們極為走運。《快捷》的總編是馮·努許斯，就是當年我們設下假妓院圈套套住的記者介紹給我們的他的同事。50年代期間，他化名南特一直向我們提供有關波恩政治內幕的寶貴情報。60年代中，他逐漸停止為我們工作。努許斯愚蠢地以為這段歷史從此可以石沉大海。（我感到不解的是，一些為敵國諜報機構做過事的精明的西德人覺得誰也奈何不了他們。任何人隻要與一個諜報機構沾上邊，就甭想讓它再忘掉你。它可以出於自己的需要隨時抖出這段歷史，直到你進棺材那一天為止。）
外國情報局一向為效命於東德的告密者嚴守秘密。這一次我們決定打破慣例，向外界透露這家惡毒攻擊與東德簽署的各項條約的雜誌的總編本人就曾多年拿著東德的錢為東德做事。我們準備借調查一位名叫博斯的西德商人的死因捅出這一消息。博斯在波恩認識不少要人，訪問東德期間死於一次車禍。他的確與東德的諜報機構有些來往。這次來東德還拜訪了一些諜報官員。開車返回西德的途中，因路麵濕滑，汽車失控而喪生。事故發生後，馬上謠言四起，對這個與東德和西德有著神秘往來的玄妙人物的死因推測紛紛。他交往的人中包括社會民主黨在聯邦議會中的一位助手維南德。其實博斯不過是死於意外的車禍。我們急於盡快證明這一點。原因之一是，倘若人們懷疑他死因不明，我們在西德的人以後就不敢再來東德尋求指示或遞送情報。為此，我們特別邀請《明星》畫刊派一人前來調查這次車禍，並允許他參與屍體解剖並參閱其全部有關資料。
我們利用《明星》畫刊這位記者的東德之行略施小計，引起了他對努許斯的興趣。做到這一點沒費什麽力氣。一般持溫和觀點的《明星》畫刊是《快捷》周刊的主要競爭對手。《明星》畫刊果然不負我們所望，將此事曝光。努許斯被《快捷》解職。但《快捷》周刊指責《明星》畫刊的報導不屬實，與《明星》畫刊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法院歷時數載才做出了《明星》畫刊勝訴的判決。這件事表明，通過法律手段解決源於雲詭波詭的諜報世界的爭端有多麽不易。
在德國，一個人的經歷有時會有最稀奇古怪的結局。東德垮台後，國家安全部檔案中有關努許斯背叛行為的詳細材料公布於世。不久後的一天，我翻開一份報紙，一篇署名為努許斯的文章豁然躍入眼簾。此人一向善於見風使舵。如今又搖身一變，成了東德國家安全部和外國情報局方麵的專家。
世界上任何一位諜報首腦都曉得，散布“假情報”的部門一旦運作起來就再也收不住，正所謂請菩薩容易送菩薩難。這些部門裏的專家沒有知足的時候，總想嚐試更大膽的設想，編出更離奇的新聞。直至今日，我對主管教會和持不同政見者處幹的一件事仍感到無比內疚。該處並不歸我管。在這件事上，參與此事的人受了莫斯科的慫恿。80年代初，由於擔心東德對現實不滿的青年人會受到西德新納粹分子的影響，該處模仿新納粹分子粗俗不堪和歇斯底裏的風格編寫了挑釁性的宣傳納粹主義的材料，並將這些傳單和小冊子郵寄到西德。不出所料，西德人果然對此信以為真，再度陷入對納粹分子的恐慌之中。西德聯邦議會還就新納粹分子一事進行了辯論。我覺得這場讓人倒胃口的鬧劇極其危險。想出這個主意的某些蘇聯人為了達到羞辱西德的目的恨不得讓我們參與組織新納粹分子的集會。
蘇聯陣營內的諜報機構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們時刻受到來自上麵的壓力，必須找出西方罪惡行徑的證據以供我方對敵宣傳用。冷戰期間雙方的宣傳戰披上了一層善惡之爭的道德外衣，從而掩蓋了冷戰實則是一場技術和軍事競爭的實質。為了爭取鐵幕兩邊的公眾，雙方拚命把對方說成是魔鬼。如此一來咱己則是替天行道，而對方卻是無惡不作。 這種做法產生的一個最惡劣的後果是，一些諜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證明他們對敵人進行了有利的反擊，有時竟然弄虛作假。比如，蘇聯駐外使領館裏的諜報官員為了向總部表功，有時謊稱，他們與某某間諜或耳目接頭。其實這些人完全是杜撰出來的。 這種把戲在外國情報局內用不了多久就會露餡。情報局收到間諜和耳目遞送的情報後，立即送交有關人員仔細加以分析。對來自各條渠道的一手情報比較對照時，這類胡編亂造極易露出馬腳。相比之下，反諜報機構人員更容易弄虛作假。米爾克為了向蘇聯人和我國領導人表白，肅清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境內的西德特務全靠反諜報機構的努力，不停地給下麵的人施加壓力。1979年，這種局麵終於引發了asa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