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波恩的情報渠道獲悉，西德與北約的關係頗為緊張。當初莫斯科和華盛頓不與各自的盟友商量，單獨就限製洲際飛彈力量達成協議時，是施密特首先提出歐洲防禦的問題。如今他弄得騎虎難下，自食苦果。卡特呼籲西德和美國一道抵製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將矛盾激化到了極點。施密特本來就貌合神離的政府分裂成贊成抵製和反對抵製的兩派。一位社會民主黨人士告訴我們，施密特可以以辭職要挾，迫使內閣批準抵製莫斯科奧運會的決定。我們根據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門的間諜提供的情報獲悉，施密特對美國人向他施加壓力極為惱火。美國對蘇立場趨於強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對東柏林的訪問。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念念不忘與東德保持聯繫，對參加超級大國的遊戲不感興趣。他堅持自己出麵，直截了當地宣布取消預定的東德之行，而不是設法把昂納克逼到不得不主動撤回對他的邀請的境地。
一旦談判破裂，我主管的情報局負責向莫斯科提供美國將於1982年在歐洲部署的美國潘興2式飛彈和巡航飛彈的地點及技術參數的情報。說句老實話，我對美國核戰略的了解遠勝於對蘇聯在東歐部署的飛彈的了解。這主要歸功於我在北約組織內部的頭號間諜魯普。雖然我們是莫斯科的頭號盟國，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線的飛彈是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但蘇聯人機動式ss-20飛彈的部署地點對我們也嚴加保密。蘇聯人的這種目中無人的行為惹惱並疏遠了不少本來對其忠心耿耿的東德人。隻有舉行假想北約對我們實施首次核打擊時的特別備戰演習時，才叫上我們情報局的人參加。
隨著美國重新擴充軍備以及更為咄咄逼人的裏根政府上台執政，我們的蘇聯夥伴焦慮不安，擔心會遭到核飛彈的襲擊。俄語裏稱為核襲擊。東德情報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這類突然襲擊的計劃。為此，我們專門抽調一批人，成立了一個特別形勢分析中心和緊急指揮中心。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員必須受過軍事訓練並參加受到假想襲擊的演習。我和大多數有頭腦的人一樣，覺得這種戰爭遊戲實在是浪費時間。可上麵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歐洲會爆發核戰爭。但我的確認為，世界兩大敵對製度在政治、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對抗會進一步加劇。同時，我越來越懷疑，雙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變化並抓住變化帶來的機會。我開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轉入寫作。然而劍拔弩張的形勢令我難以脫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遲做出決定。
別看莫斯科外表氣壯如牛，我深知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將使蘇聯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森舉行的限製戰略武器第二輪談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對吉米·卡特的當選我們毫無準備，最初手頭上有關他的材料少得可憐，隻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種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訴我們，這位新上任的總司令同樣沒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視。我們聽說後感覺才好了一點。卡特上台後宣布了破記錄的高達157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用於建造mx和三叉戟彈道飛彈，巡航飛彈，新核潛艇以及擁有100000餘人的新預備師。莫斯科對此驚恐萬分。一位蘇聯著名核戰略家私下對我說：“我們拚經費可拚不過他們。謝天謝地，多虧我們在其他地方比他們強！”
此時，東德與西德已繞過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會民主黨政府內擔任議會黨團主席的實權人物赫伯特·魏納對美國的核戰略政策憂心忡忡。為不使波恩與東德的聯繫中斷，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通過他的助手維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機密文件。他對華盛頓的真實意圖的滿腹狐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魏納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人：“中央情報局在兩個德國之間挑唆戰爭。這不是什麽新發明。中子彈就是專門為魯爾區和柏林設計製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樣信不過卡特。倒不是懷疑他居心叵測。問題是他什麽都想試試。這種態度很容易引出亂子。”
前麵提到過，我認為魏納知道他的助手與東德有染。他本人對共產主義製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們暗示，為了捍衛德國的利益，稍有核衝突的苗頭，他會立即通知東德，不管他本人會冒多麽大的政治風險。他還通過安排雙方交換間諜的律師福格爾進一步發展了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聯繫。最終魏納對昂納克的信任恐伯超過自己黨的領袖。我們甚至通過西德方麵的人得知，魏納留下遺囑，他死後私人文件存放在東德。
美國政策不可理喻的轉變令我們忐忑不安。與此同時，這段時間蘇聯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也令我們頭痛不已。昂納克思想上剛剛轉過彎子，準備根據新的東方政策調整對西德社會民主黨人的看法時，莫斯科即發出了剎車的信號。
專門負責與我個人聯繫的蘇聯諜報官員布達欣向我提出的問題表明，盡管兩國官員頻頻舉杯祝酒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莫斯科與東柏林的關係註定是聾子的對話。建造一條穿過東德領土的漢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條東西德航運河道也好，或是與西德的產業巨頭克虜伯或赫希斯特談判生意也好，每次蘇聯人都表示懷疑和反對。通常這會導致又一次推遲雙方期待已久的昂納克與施密特的會晤。
一旦談判破裂，我主管的情報局負責向莫斯科提供美國將於1982年在歐洲部署的美國潘興2式飛彈和巡航飛彈的地點及技術參數的情報。說句老實話，我對美國核戰略的了解遠勝於對蘇聯在東歐部署的飛彈的了解。這主要歸功於我在北約組織內部的頭號間諜魯普。雖然我們是莫斯科的頭號盟國，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線的飛彈是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但蘇聯人機動式ss-20飛彈的部署地點對我們也嚴加保密。蘇聯人的這種目中無人的行為惹惱並疏遠了不少本來對其忠心耿耿的東德人。隻有舉行假想北約對我們實施首次核打擊時的特別備戰演習時，才叫上我們情報局的人參加。
隨著美國重新擴充軍備以及更為咄咄逼人的裏根政府上台執政，我們的蘇聯夥伴焦慮不安，擔心會遭到核飛彈的襲擊。俄語裏稱為核襲擊。東德情報局接到指示，查明西方是否有這類突然襲擊的計劃。為此，我們專門抽調一批人，成立了一個特別形勢分析中心和緊急指揮中心。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員必須受過軍事訓練並參加受到假想襲擊的演習。我和大多數有頭腦的人一樣，覺得這種戰爭遊戲實在是浪費時間。可上麵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歐洲會爆發核戰爭。但我的確認為，世界兩大敵對製度在政治、經濟和其他領域的對抗會進一步加劇。同時，我越來越懷疑，雙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勢正在發生的變化並抓住變化帶來的機會。我開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轉入寫作。然而劍拔弩張的形勢令我難以脫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遲做出決定。
別看莫斯科外表氣壯如牛，我深知美國採取強硬立場將使蘇聯處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勃列日涅夫與尼克森舉行的限製戰略武器第二輪談判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對吉米·卡特的當選我們毫無準備，最初手頭上有關他的材料少得可憐，隻知道他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種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訴我們，這位新上任的總司令同樣沒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視。我們聽說後感覺才好了一點。卡特上台後宣布了破記錄的高達157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用於建造mx和三叉戟彈道飛彈，巡航飛彈，新核潛艇以及擁有100000餘人的新預備師。莫斯科對此驚恐萬分。一位蘇聯著名核戰略家私下對我說：“我們拚經費可拚不過他們。謝天謝地，多虧我們在其他地方比他們強！”
此時，東德與西德已繞過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會民主黨政府內擔任議會黨團主席的實權人物赫伯特·魏納對美國的核戰略政策憂心忡忡。為不使波恩與東德的聯繫中斷，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們通過他的助手維南德得到一份他起草的機密文件。他對華盛頓的真實意圖的滿腹狐疑可以從中窺見一斑。魏納毫不客氣地批評美國人：“中央情報局在兩個德國之間挑唆戰爭。這不是什麽新發明。中子彈就是專門為魯爾區和柏林設計製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樣信不過卡特。倒不是懷疑他居心叵測。問題是他什麽都想試試。這種態度很容易引出亂子。”
前麵提到過，我認為魏納知道他的助手與東德有染。他本人對共產主義製度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為我們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們暗示，為了捍衛德國的利益，稍有核衝突的苗頭，他會立即通知東德，不管他本人會冒多麽大的政治風險。他還通過安排雙方交換間諜的律師福格爾進一步發展了與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聯繫。最終魏納對昂納克的信任恐伯超過自己黨的領袖。我們甚至通過西德方麵的人得知，魏納留下遺囑，他死後私人文件存放在東德。
美國政策不可理喻的轉變令我們忐忑不安。與此同時，這段時間蘇聯外交政策的反覆無常也令我們頭痛不已。昂納克思想上剛剛轉過彎子，準備根據新的東方政策調整對西德社會民主黨人的看法時，莫斯科即發出了剎車的信號。
專門負責與我個人聯繫的蘇聯諜報官員布達欣向我提出的問題表明，盡管兩國官員頻頻舉杯祝酒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莫斯科與東柏林的關係註定是聾子的對話。建造一條穿過東德領土的漢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條東西德航運河道也好，或是與西德的產業巨頭克虜伯或赫希斯特談判生意也好，每次蘇聯人都表示懷疑和反對。通常這會導致又一次推遲雙方期待已久的昂納克與施密特的會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