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裏，正在反諜報機構總部裏值班的庫龍聽一位同事說，一名東德間諜嫌疑犯與這位政治鼴鼠接頭時受到跟蹤。兩人走進一座公寓樓後，西德特工人員布下天羅地網，很快就要動手收網捕魚。庫龍立即意識到，如果兩個人當場被抓獲的話，我會失去一個在西德的極有價值的政治消息來源。他於是當機立斷，撥通了緊急電話號碼，用暗語通知我們：“你們的人在安德納赫大街受到監視。”我們採取了極其冒險的做法，直接給兩人所在的房間打電話，用一種口音假稱撥錯了電話，實則是通知他們逃跑的暗語。
我們判斷，現在監視他們的人已經快下班了。另一撥人午夜後換班。如果動手抓人的話，應該是淩晨時分。兩人於是假裝熄燈入睡。午夜剛過，我們的這名間諜通過地下車庫逃出大樓，經瑞士回到東柏林。第二天，這位鼴鼠離開公寓後，西德特工人員衝進房間捕人，哪裏還有那個不速之客的影兒，也沒有找到任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
日後這個鼴鼠終被挖出，受到審判並被判處短期徒刑，緩期執行。鑑於對其他鼴鼠的判刑都較重，我猜想波恩政界裏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連續6年，庫龍向我們提供了一流的情報。在他不知情的十幾歲的兒子的協助下，庫龍想出一種辦法，以極快的速度把計算機信號錄在普通錄音電話的磁帶上，從而大大改進了我們以前的方式。過去發報時加密過的字母發出的僻僻啪啪的聲音很容易被對方的反諜報機構監聽到。庫龍的辦法大大加快了傳音的速度。人耳聽上去不過是聲音略有一點走調，或是一兩下短促僻啪聲，和電話線上的小故障沒什麽兩樣。在另一端，庫龍發出的信號通過編好的電腦程式轉錄到一盤磁帶上，然後以發報速度的幾分之幾放出並解譯。庫龍後來又研究出一種更簡便的辦法，發出的信號可以直接轉到一張電腦光碟上。我們這邊的分析員隻需插入光碟，經過許可後，即可直接從電腦螢光屏上看到發來的情報。這將解碼所需的時間又縮短了寶貴的幾分鍾。
我們與庫龍之間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續到1989年。它表明，如果一個諜報機構內部管理不善，技術上的優勢是有限的。技術知識可以用錢買到，而出色的組織、嚴明的紀律和正確的直覺是買不來的。例如，庫龍周圍的同事本該覺察出，他的消費水準超出了他的收入。這種跡象以後越來越明顯。不過庫龍不像艾姆斯那樣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而是極其小心謹慎，總是找出各種藉口做掩護。他同我們聯繫時做得很漂亮，絲毫不露馬腳。平時生活也很節製。此外，科隆西德反諜報機構總部裏的保衛處處長蒂德格是個酒鬼，家庭生活一團糟，還因賭博欠了一屁股的債，哪裏還顧得上庫龍。
1985年夏天，我打點好行裝正準備去匈牙利度假時，電話專機響了。電話是從與西德接壤的馬格德堡專區打來的。一個自稱是塔貝爾特的男子不邀而至，要求見外國情報局的人。庫龍早已告訴過我們蒂德格的化名是塔貝爾特。我下令不要再盤問什麽，從速把他送到柏林。想到邊防人員通常對訪問東德的人很不客氣，我又囑咐給他一瓶啤酒並安排他用餐。卡爾·格羅斯曼專程去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路口接他，以確保他坐的車穿過柏林市時萬無一失。格羅斯曼曾成功地跟庫龍打過交道。他主管的第9處已滲透到西德的反諜報機構裏。
我知道這回送上門的是一條大魚。西德方麵一定不會善罷甘休，肯定要千方百計把這位重要的諜報官員弄回去。蒂德格叛逃我方極有可能是一時衝動的心血來潮。我們在位於東柏林附近鄉間的普倫登為他找了一幢安全住所，安排他住下。我自己的鄉間別墅也在這裏。幾百米外就是為政治局成員修建的地下掩蔽室。如果美國人真的扔原子彈的話，政治局成員可以躲到這裏。這一帶崗哨林立，戒備森嚴。西德諜報機構要想把我們這位新朋友從這裏搶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
蒂德格想直接見我，但被我婉拒了。當時我正準備退休。考慮到這是一樁大案，波及麵會很廣，我想最好還是讓接替我的維爾納·格羅斯曼接手此案。我感覺，首先出麵接待蒂德格的人會贏得他的最大信任。由格羅斯曼直接處理此案可以避免中途再換人。
我們的人溫和地盤問了蒂德格。他看上去狼狽極了，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眼睛布滿紅絲，一點不像是西德諜報機構的高級官員。為了不致搞錯，我們要他出示身份證。身份證證明他確是聯邦憲法保衛局的成員。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漢斯約阿希姆·蒂德格，並且解釋道：“我是來投靠你們的。”我打電話告訴了米爾克這一好消息。即使是聽到敵國重要人物叛逃過來的消息，米爾克最關心的仍是他的地位。他極為不滿地抱怨安全部在馬格德堡專區的頭頭沒有馬上通知他這一消息。“今後，凡屬失物招領情況的，一律先送到我這裏！”他用帶有濃重柏林口音的粗啞嗓門厲聲說。
蒂德格證實了我們從庫龍那裏了解到的有關他沉淪的情況。他染上了賭博和酗酒的惡習。一次，他和妻子在家喝醉酒後打架，妻子不慎喪命。事後對他進行了調查，看是否應接殺人罪對他提出起訴。最終他妻子的死被定為意外事故。他的幾個孩子因為母親的死一直對他懷恨在心，根本不眼他管。工作上，他因為個人生活無度受到處分。他心裏明白，讓他留在反諜報機構裏的惟一原因是為了堵住他的嘴。在上司的監視下，他不至於把知道的機密講出去。蒂德格覺得自己已喪失了基本的尊嚴。“假如上麵就一個類似我這種情況的人問我的意見，我會建議立即開除他。”他坦承道。
我們判斷，現在監視他們的人已經快下班了。另一撥人午夜後換班。如果動手抓人的話，應該是淩晨時分。兩人於是假裝熄燈入睡。午夜剛過，我們的這名間諜通過地下車庫逃出大樓，經瑞士回到東柏林。第二天，這位鼴鼠離開公寓後，西德特工人員衝進房間捕人，哪裏還有那個不速之客的影兒，也沒有找到任何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
日後這個鼴鼠終被挖出，受到審判並被判處短期徒刑，緩期執行。鑑於對其他鼴鼠的判刑都較重，我猜想波恩政界裏一定有他的熟人替他求了情。
連續6年，庫龍向我們提供了一流的情報。在他不知情的十幾歲的兒子的協助下，庫龍想出一種辦法，以極快的速度把計算機信號錄在普通錄音電話的磁帶上，從而大大改進了我們以前的方式。過去發報時加密過的字母發出的僻僻啪啪的聲音很容易被對方的反諜報機構監聽到。庫龍的辦法大大加快了傳音的速度。人耳聽上去不過是聲音略有一點走調，或是一兩下短促僻啪聲，和電話線上的小故障沒什麽兩樣。在另一端，庫龍發出的信號通過編好的電腦程式轉錄到一盤磁帶上，然後以發報速度的幾分之幾放出並解譯。庫龍後來又研究出一種更簡便的辦法，發出的信號可以直接轉到一張電腦光碟上。我們這邊的分析員隻需插入光碟，經過許可後，即可直接從電腦螢光屏上看到發來的情報。這將解碼所需的時間又縮短了寶貴的幾分鍾。
我們與庫龍之間卓有成效的合作一直持續到1989年。它表明，如果一個諜報機構內部管理不善，技術上的優勢是有限的。技術知識可以用錢買到，而出色的組織、嚴明的紀律和正確的直覺是買不來的。例如，庫龍周圍的同事本該覺察出，他的消費水準超出了他的收入。這種跡象以後越來越明顯。不過庫龍不像艾姆斯那樣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而是極其小心謹慎，總是找出各種藉口做掩護。他同我們聯繫時做得很漂亮，絲毫不露馬腳。平時生活也很節製。此外，科隆西德反諜報機構總部裏的保衛處處長蒂德格是個酒鬼，家庭生活一團糟，還因賭博欠了一屁股的債，哪裏還顧得上庫龍。
1985年夏天，我打點好行裝正準備去匈牙利度假時，電話專機響了。電話是從與西德接壤的馬格德堡專區打來的。一個自稱是塔貝爾特的男子不邀而至，要求見外國情報局的人。庫龍早已告訴過我們蒂德格的化名是塔貝爾特。我下令不要再盤問什麽，從速把他送到柏林。想到邊防人員通常對訪問東德的人很不客氣，我又囑咐給他一瓶啤酒並安排他用餐。卡爾·格羅斯曼專程去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路口接他，以確保他坐的車穿過柏林市時萬無一失。格羅斯曼曾成功地跟庫龍打過交道。他主管的第9處已滲透到西德的反諜報機構裏。
我知道這回送上門的是一條大魚。西德方麵一定不會善罷甘休，肯定要千方百計把這位重要的諜報官員弄回去。蒂德格叛逃我方極有可能是一時衝動的心血來潮。我們在位於東柏林附近鄉間的普倫登為他找了一幢安全住所，安排他住下。我自己的鄉間別墅也在這裏。幾百米外就是為政治局成員修建的地下掩蔽室。如果美國人真的扔原子彈的話，政治局成員可以躲到這裏。這一帶崗哨林立，戒備森嚴。西德諜報機構要想把我們這位新朋友從這裏搶出去簡直比登天還難。
蒂德格想直接見我，但被我婉拒了。當時我正準備退休。考慮到這是一樁大案，波及麵會很廣，我想最好還是讓接替我的維爾納·格羅斯曼接手此案。我感覺，首先出麵接待蒂德格的人會贏得他的最大信任。由格羅斯曼直接處理此案可以避免中途再換人。
我們的人溫和地盤問了蒂德格。他看上去狼狽極了，一副不修邊幅的模樣，眼睛布滿紅絲，一點不像是西德諜報機構的高級官員。為了不致搞錯，我們要他出示身份證。身份證證明他確是聯邦憲法保衛局的成員。他自我介紹說，他叫漢斯約阿希姆·蒂德格，並且解釋道：“我是來投靠你們的。”我打電話告訴了米爾克這一好消息。即使是聽到敵國重要人物叛逃過來的消息，米爾克最關心的仍是他的地位。他極為不滿地抱怨安全部在馬格德堡專區的頭頭沒有馬上通知他這一消息。“今後，凡屬失物招領情況的，一律先送到我這裏！”他用帶有濃重柏林口音的粗啞嗓門厲聲說。
蒂德格證實了我們從庫龍那裏了解到的有關他沉淪的情況。他染上了賭博和酗酒的惡習。一次，他和妻子在家喝醉酒後打架，妻子不慎喪命。事後對他進行了調查，看是否應接殺人罪對他提出起訴。最終他妻子的死被定為意外事故。他的幾個孩子因為母親的死一直對他懷恨在心，根本不眼他管。工作上，他因為個人生活無度受到處分。他心裏明白，讓他留在反諜報機構裏的惟一原因是為了堵住他的嘴。在上司的監視下，他不至於把知道的機密講出去。蒂德格覺得自己已喪失了基本的尊嚴。“假如上麵就一個類似我這種情況的人問我的意見，我會建議立即開除他。”他坦承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