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我們派赫伯特去巴黎的法語協會。這個組織號稱是秘書的搖籃。因為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多被送到這裏學法語。赫伯特在這兒認識了19歲的格爾達，一個苗條、聰明的姑娘。兩人墮入情網後不久，赫伯特向她吐露了真實身份。她於是同意想辦法調到外交部，為我們通風報信。以後她積極地為我們搜集情報，成績卓著。1966年起，她開始在泰爾科工作。這裏是波恩外交部解碼中心。西德所有駐外使館發回的電報均在這裏解譯。赫伯特在波恩的掩護身份是商人。
泰爾科的內部製度說得輕點也是管理不嚴。那時使館發回的報告都在收報機紙帶上。格爾達常常把成卷的紙帶塞進她那極能裝的手提包裏，帶出大樓而無需經過任何安全檢查。1968年，她被派到華盛頓工作三個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駐美大使館裏當解碼員。這段時間，她向我們提供的情報最多，比如波恩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現狀以及西德大使對美國國內和外交政策的評價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後，繼續和赫伯特一塊兒幹。5年後，她被調到華沙。兩地分居後，她和赫伯特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並開始酗酒。由於擔心赫伯特去華沙會引起懷疑，我們仍讓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個記者。後來證明他其實是波恩的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訴了這位男友。他勸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與赫伯特的舊情，及時打電話通知了他。她發出的信號是“去找咱們的朋友，有要緊事兒！”這是預先商定好的警報。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對方收網前逃到東柏林。
後來發生的事頗具戲劇性。間諜小說裏常有這類描寫，實際情報工作中卻極為罕見。赫伯特僥倖逃脫，回到我們這邊。格爾達被藏在西德大使在華沙的別墅裏，防止她與前東德官員發生任何聯繫。我們得到消息，兩名西德情報官員已抵達華沙，準備提審格爾達。
那天晚上，我的緊急電話線鈴聲不斷。我仍抱一線希望，也許格爾達會回心轉意，回到我們這邊來。我同波蘭外國情報機構的同事取得了聯繫。他們答應將盡全力阻止她離開波蘭。這次行動並不簡單。每當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捲入到兩個德國的間諜戰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蘭人。他們出於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們監視他們與西德的關係。早在團結工會出現之前，東柏林與華沙之間的關係就十分緊張。我猜想，如果這次營救行動失敗，我的波蘭同事，波蘭情報局局長米列夫斯基肯定會教訓我一通。他是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後來擔任波蘭內政部長。
我們設置了最後一條“營救防線”。當西德駐波蘭使團副團長親自護送我們的目標來到機場，即將通過最後一道邊防關卡時，一位波蘭特工走到格爾達麵前，告訴她波蘭可以給她政治庇護。格爾達一瞬間猶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嚇呆了，以為自己馬上就要因為眼睜睜讓一個自首的間諜逃到共產黨一邊而成為外交史上遭人恥笑的話柄。但格爾達最終搖了搖頭，上了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
格爾達一回到杜塞道夫的家，就因“特別嚴重的間諜案”受到審判，並被判3年徒刑，但由於她詳細交待了過去為我們搜集過什麽情報而受到從輕發落。我們嚐試了一次大膽的營救，但失敗了。這使我極為惱火。我覺得，在處理格爾達和赫伯特的愛情問題上，我們過於掉以輕心，以致釀成大錯。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難題。他這個人根本不適合在總部工作。再說格爾達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份。為了有時間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亞的黑海旅遊勝地度假。
幾周後，他回來見我。“我恐怕又給你找了個有用的女朋友！”他興高采烈地說。我不禁大吃一驚。
度假期間，他在海邊結識了一位美麗的金髮女郎，叫達格瑪。他用了另一個假名做了自我介紹（許多年裏，他換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連他自己也不記得了）。這次他又搖身變成裏希特。達格瑪告訴他，這次來度假是為了彌合一次痛苦的離婚給她帶來的心靈創傷。赫伯特馬上說，他也是離了婚的人，完全理解離婚給人帶來的痛苦。隨後，兩人墮入情網。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間瀏覽那一周的新聞雜誌，忽然看到一篇報導格爾達受審的長文，還有一張他與格爾達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驚失色。文章繪聲繪色地把他描寫成一個邪惡的化身，一個毀滅女人生活的惡棍。他別無選擇，隻有向新交的女友說了實話。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誠感動了她，他們繼續相愛。由於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歡迎的人，我們隻好在周末請達格瑪到東柏林來。她當時給慕尼黑的一位新聞記者當助手，對我們來說，並沒有多大價值。過了一段時間，她對我們的周末款待深表謝意，並表示願意為我們做點事。我們建議她學法語和速寫，並為她付了學費，甚至還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學校。
達格瑪應我們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學習結束之後仍無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門的工作。我們沒有就此罷手。所有情報機構中，我們大概屬於最耐心的。達格瑪先給一位大學教授當助手。一年後，1975年秋天，靠了這位教授的關係，在施密特總理辦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
泰爾科的內部製度說得輕點也是管理不嚴。那時使館發回的報告都在收報機紙帶上。格爾達常常把成卷的紙帶塞進她那極能裝的手提包裏，帶出大樓而無需經過任何安全檢查。1968年，她被派到華盛頓工作三個月，接替休假的同事，在西德駐美大使館裏當解碼員。這段時間，她向我們提供的情報最多，比如波恩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現狀以及西德大使對美國國內和外交政策的評價等。同年，她回到波恩後，繼續和赫伯特一塊兒幹。5年後，她被調到華沙。兩地分居後，她和赫伯特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並開始酗酒。由於擔心赫伯特去華沙會引起懷疑，我們仍讓他留在西德。
不幸的是，她交了一位男朋友，是西德的一個記者。後來證明他其實是波恩的一名特工。她把一切告訴了這位男友。他勸她投案自首。所幸的是她仍念與赫伯特的舊情，及時打電話通知了他。她發出的信號是“去找咱們的朋友，有要緊事兒！”這是預先商定好的警報。赫伯特因此得以在對方收網前逃到東柏林。
後來發生的事頗具戲劇性。間諜小說裏常有這類描寫，實際情報工作中卻極為罕見。赫伯特僥倖逃脫，回到我們這邊。格爾達被藏在西德大使在華沙的別墅裏，防止她與前東德官員發生任何聯繫。我們得到消息，兩名西德情報官員已抵達華沙，準備提審格爾達。
那天晚上，我的緊急電話線鈴聲不斷。我仍抱一線希望，也許格爾達會回心轉意，回到我們這邊來。我同波蘭外國情報機構的同事取得了聯繫。他們答應將盡全力阻止她離開波蘭。這次行動並不簡單。每當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被捲入到兩個德國的間諜戰之中，我都感到不自在。尤其是波蘭人。他們出於民族自尊心不能容忍我們監視他們與西德的關係。早在團結工會出現之前，東柏林與華沙之間的關係就十分緊張。我猜想，如果這次營救行動失敗，我的波蘭同事，波蘭情報局局長米列夫斯基肯定會教訓我一通。他是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後來擔任波蘭內政部長。
我們設置了最後一條“營救防線”。當西德駐波蘭使團副團長親自護送我們的目標來到機場，即將通過最後一道邊防關卡時，一位波蘭特工走到格爾達麵前，告訴她波蘭可以給她政治庇護。格爾達一瞬間猶豫了一下。陪同她的西德外交官嚇呆了，以為自己馬上就要因為眼睜睜讓一個自首的間諜逃到共產黨一邊而成為外交史上遭人恥笑的話柄。但格爾達最終搖了搖頭，上了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
格爾達一回到杜塞道夫的家，就因“特別嚴重的間諜案”受到審判，並被判3年徒刑，但由於她詳細交待了過去為我們搜集過什麽情報而受到從輕發落。我們嚐試了一次大膽的營救，但失敗了。這使我極為惱火。我覺得，在處理格爾達和赫伯特的愛情問題上，我們過於掉以輕心，以致釀成大錯。此外，如何安置赫伯特也是一大難題。他這個人根本不適合在總部工作。再說格爾達一返回西德，他就完全暴露了身份。為了有時間想一想，我送他到保加利亞的黑海旅遊勝地度假。
幾周後，他回來見我。“我恐怕又給你找了個有用的女朋友！”他興高采烈地說。我不禁大吃一驚。
度假期間，他在海邊結識了一位美麗的金髮女郎，叫達格瑪。他用了另一個假名做了自我介紹（許多年裏，他換了不知多少名字，恐怕連他自己也不記得了）。這次他又搖身變成裏希特。達格瑪告訴他，這次來度假是為了彌合一次痛苦的離婚給她帶來的心靈創傷。赫伯特馬上說，他也是離了婚的人，完全理解離婚給人帶來的痛苦。隨後，兩人墮入情網。一天下午，他在她的房間瀏覽那一周的新聞雜誌，忽然看到一篇報導格爾達受審的長文，還有一張他與格爾達的合照，一看就是他。他不由得大驚失色。文章繪聲繪色地把他描寫成一個邪惡的化身，一個毀滅女人生活的惡棍。他別無選擇，隻有向新交的女友說了實話。
所幸的是赫伯特的真誠感動了她，他們繼續相愛。由於赫伯特在西德是不受歡迎的人，我們隻好在周末請達格瑪到東柏林來。她當時給慕尼黑的一位新聞記者當助手，對我們來說，並沒有多大價值。過了一段時間，她對我們的周末款待深表謝意，並表示願意為我們做點事。我們建議她學法語和速寫，並為她付了學費，甚至還送她的幼女上一家瑞士私立學校。
達格瑪應我們的要求搬到了波恩。但學習結束之後仍無法找到一份政府部門的工作。我們沒有就此罷手。所有情報機構中，我們大概屬於最耐心的。達格瑪先給一位大學教授當助手。一年後，1975年秋天，靠了這位教授的關係，在施密特總理辦公室找到了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