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修起後，我主管的情報局與負責邊界安全的反諜報部門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張。間諜與反諜報部門的關係從來沒有熱乎過，凡是了解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聯邦調查局之間鉤心鬥角的歷史的人都明了這一點。至於東德，這兩個部門之間的關係此時已降至冰點。我拒絕提供一份需要過境的我們的間諜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單，擔心他們會因為我無法控製的部門人員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們花了幾個星期，在某些特別棘手的問題上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後才摸索出一套新的運作方式。我們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還要嚴，而且更難有鬆動的餘地。這聽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卻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讓我傷透腦筋的一例。此公是我們在西柏林社會民主黨領導層內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處隱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讓他的家人知道，但瞞不過那個時代的社會民主黨人。弗雷迪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會民主黨決策圈內極有影響。與波恩上層人士關係密切。他不是什麽國王，而是幕後決定誰當國王的人。反正對我們來說一樣有用。第二次大戰結束很久後，他才被美國人釋放，返回德國。那一段經歷給他留下痛苦的回憶。還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時，他就被吸收到黨的情報係統裏。1950年，我們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勞弗派他打入了社會民主黨內部。勞弗後來還是潛伏在勃蘭特辦公室的間諜紀堯姆的聯絡官。
弗雷迪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社會民主黨的事業裏。由於對東德現狀悲觀失望，他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有段時間，我們以為失去了他。不過對於我們需要的人，我們總是鍥而不舍。我親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會民主黨內在對東德採取什麽樣的政策問題上的爭執內幕。我相信通過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質量的情報。但他堅決不肯讓我們錄音，也不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他在社會民主黨東德局內同事的情況。該局設在西柏林，致力於在東德恢復社會民主。我們視它為柏林圍牆另一邊最奸詐的機構之一。每次我把話題引到政治問題時，幾乎總是以爭吵告終。弗雷迪大罵烏布利希是一個死抱著史達林主義不放的白癡。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於東柏林南部的一間公寓房子裏會麵。這裏是情報局的一個秘密據點。但會麵的氣氛一直很僵。1955年，我想出一個主意，把會麵地點改到一幢小巧、樸實無華的鄉間別墅，並利用蘇共二十大後人們的樂觀情緒緩和我倆之間的關係。弗雷迪對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讚賞。他常以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我沒說錯吧？我跟你說過，不變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對莫斯科的“新路線”的喜悅心情。我倆開始暢所欲言，從過去一直聊到目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再到文化自由和經濟。在煙霧繚繞的一間鬥室裏，我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辯論蘇聯和它的盟國的未來。我的良苦用心終於開始顯出成效。我看出，隻有和弗雷迪結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們提供情報。有時，他和我開懷痛飲。他50歲生日的前幾天，我約他去位於勞奇坊斯維德的一所臨湖小別墅。那次不成功的瑪莉娜行動就是借用的這棟房子。那是一個夏日午後，我倆對麵而坐，咕嘟咕嘟地喝著冰鎮香擯酒。周圍空無一人。喝到日頭西斜時，又換了一箱啤酒。為了不掃這位新朋友的興，我不得不捨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囑過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負責開車接送我們，並確保無人打擾。等會兒送弗雷迪回西德時，我倆至少有一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
喝到此時，弗雷迪已滔滔不絕，無休止地發泄他對聯邦德國日趨美國化的不滿，並嘲諷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蘭特的政治觀點和私生活。將近午夜時分，我們開車返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機把車停在距離邊界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腳低一腳高地穿過靜寂無人的特雷普托公園走向邊界哨卡。剛走到邊防警察可以聽到的地方，弗雷迪突然放聲唱起革命歌曲，“我們肩並肩向前走”和“國際歌”。我一下子驚醒過來，用很不夠同誌味的生硬語言喝令他閉嘴，然後吩咐司機把我們拉到另一個邊防站，讓他下了車。我囑咐他盡量別惹人眼目，遇到邊防警察盤問，非說不可時再開口。然後躲在陰影裏，看他過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經完全醉了，根本意識不到他的言行會有什麽後果。我尤其擔心西德一側的某個邊防警察會認出他是當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過邊界。即使沒人懷疑他是間諜，此事一旦傳出去也會成為醜聞，足以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搖搖晃晃走向邊防站前又一次轉過身，勝利般地沖我招招手，喊道：“咱倆下次再喝個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齒地罵了一句，對他無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後的頭幾天裏，我提心弔膽地瀏覽報紙，看是否有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可這酒鬼的運氣好得出奇，啥事也沒出。
知名人士穿過官方的邊防哨卡來東德見我們一向極具風險。弗雷迪後來逐漸改變了對勃蘭特的看法，成了這位年輕市長的親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險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東德見我們，不管是醉還是醒。我們隻好另闢他徑，為安排同他的會麵精心製定了一個執行起來極為複雜的計劃：利用西方盟國穿過東德領土到柏林的過境通道。
我們花了幾個星期，在某些特別棘手的問題上甚至是幾個月的時間後才摸索出一套新的運作方式。我們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還要嚴，而且更難有鬆動的餘地。這聽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卻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讓我傷透腦筋的一例。此公是我們在西柏林社會民主黨領導層內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處隱去他的名字是不想讓他的家人知道，但瞞不過那個時代的社會民主黨人。弗雷迪屬於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會民主黨決策圈內極有影響。與波恩上層人士關係密切。他不是什麽國王，而是幕後決定誰當國王的人。反正對我們來說一樣有用。第二次大戰結束很久後，他才被美國人釋放，返回德國。那一段經歷給他留下痛苦的回憶。還是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時，他就被吸收到黨的情報係統裏。1950年，我們的一位經驗豐富的官員勞弗派他打入了社會民主黨內部。勞弗後來還是潛伏在勃蘭特辦公室的間諜紀堯姆的聯絡官。
弗雷迪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社會民主黨的事業裏。由於對東德現狀悲觀失望，他不再信仰共產主義。有段時間，我們以為失去了他。不過對於我們需要的人，我們總是鍥而不舍。我親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會民主黨內在對東德採取什麽樣的政策問題上的爭執內幕。我相信通過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質量的情報。但他堅決不肯讓我們錄音，也不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他在社會民主黨東德局內同事的情況。該局設在西柏林，致力於在東德恢復社會民主。我們視它為柏林圍牆另一邊最奸詐的機構之一。每次我把話題引到政治問題時，幾乎總是以爭吵告終。弗雷迪大罵烏布利希是一個死抱著史達林主義不放的白癡。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於東柏林南部的一間公寓房子裏會麵。這裏是情報局的一個秘密據點。但會麵的氣氛一直很僵。1955年，我想出一個主意，把會麵地點改到一幢小巧、樸實無華的鄉間別墅，並利用蘇共二十大後人們的樂觀情緒緩和我倆之間的關係。弗雷迪對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讚賞。他常以勝利者的口吻說：“你瞧，我沒說錯吧？我跟你說過，不變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對莫斯科的“新路線”的喜悅心情。我倆開始暢所欲言，從過去一直聊到目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再到文化自由和經濟。在煙霧繚繞的一間鬥室裏，我倆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辯論蘇聯和它的盟國的未來。我的良苦用心終於開始顯出成效。我看出，隻有和弗雷迪結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們提供情報。有時，他和我開懷痛飲。他50歲生日的前幾天，我約他去位於勞奇坊斯維德的一所臨湖小別墅。那次不成功的瑪莉娜行動就是借用的這棟房子。那是一個夏日午後，我倆對麵而坐，咕嘟咕嘟地喝著冰鎮香擯酒。周圍空無一人。喝到日頭西斜時，又換了一箱啤酒。為了不掃這位新朋友的興，我不得不捨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囑過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負責開車接送我們，並確保無人打擾。等會兒送弗雷迪回西德時，我倆至少有一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
喝到此時，弗雷迪已滔滔不絕，無休止地發泄他對聯邦德國日趨美國化的不滿，並嘲諷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蘭特的政治觀點和私生活。將近午夜時分，我們開車返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機把車停在距離邊界有一段距離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腳低一腳高地穿過靜寂無人的特雷普托公園走向邊界哨卡。剛走到邊防警察可以聽到的地方，弗雷迪突然放聲唱起革命歌曲，“我們肩並肩向前走”和“國際歌”。我一下子驚醒過來，用很不夠同誌味的生硬語言喝令他閉嘴，然後吩咐司機把我們拉到另一個邊防站，讓他下了車。我囑咐他盡量別惹人眼目，遇到邊防警察盤問，非說不可時再開口。然後躲在陰影裏，看他過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經完全醉了，根本意識不到他的言行會有什麽後果。我尤其擔心西德一側的某個邊防警察會認出他是當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過邊界。即使沒人懷疑他是間諜，此事一旦傳出去也會成為醜聞，足以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搖搖晃晃走向邊防站前又一次轉過身，勝利般地沖我招招手，喊道：“咱倆下次再喝個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齒地罵了一句，對他無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後的頭幾天裏，我提心弔膽地瀏覽報紙，看是否有關於這件事的報導。可這酒鬼的運氣好得出奇，啥事也沒出。
知名人士穿過官方的邊防哨卡來東德見我們一向極具風險。弗雷迪後來逐漸改變了對勃蘭特的看法，成了這位年輕市長的親密助手。他再也不能冒險在光天化日之下來東德見我們，不管是醉還是醒。我們隻好另闢他徑，為安排同他的會麵精心製定了一個執行起來極為複雜的計劃：利用西方盟國穿過東德領土到柏林的過境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