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混凝土對策
許多年後，當後人把冷戰看做是龐大帝國之間的一場衝突時，當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在史書中隻是一個腳註時，我的國家恐怕將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牆這一事實名留史冊。柏林圍牆不僅將一座名城一分為二，還劃分出爭奪人類未來的兩大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聳立的柏林場成了戰後歐洲分裂，乃至冷戰本身的殘酷與荒誕的最強大象徵。
柏林圍牆建於1961年8月13日。此後，我一直在這堵牆後麵生活和工作，致力於保衛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圍牆的這一製度。在我的眼裏，這堵牆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虛弱的表現。隻有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有堅定信心的製度才能做到把一個大都市分隔成兩半，在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也隻有像我們這樣虛弱和有著根本缺陷的製度才會有這樣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開電視，聽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的消息。電視屏幕上，首批東德人正在絡繹不絕地穿過突然開放了的邊境。我深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末日已經來臨。像我們這樣一個生存安危全繫於國內穩定的國家經受不起這樣的衝擊。時鍾仿佛一下子停擺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東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邊界的無人區地帶互相擁抱的畫麵。有的人隻趿拉著一雙拖鞋，好像在睡夢中間人這一即將決定德國乃至歐洲命運的不尋常之夜。
當然，東西德邊界從來沒有完全關閉過。對於因公旅行的東德人，它是敞開的。這些東德人首先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出差幹部”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沒有直係親屬，而且接觸不到任何東德的機密。70年代，隨著兩德關係的改善，東德放寬了出國旅行的限製，允許退休人員出國。這樣做是基於以下合乎邏輯，甚至可以說是玩世不恭的考慮：倘若退休人員滯留西德不歸，東德經濟上不僅不會受到什麽損失，反而還可以因此少付一筆養老金。毋需贅言，我們在國外的間諜以及給他們捎信的聯絡員也可以持偽造證件自由進出東德。
普通老百姓對可以出國的人極為羨慕。在這個沒有旅遊者的國度，人民極其渴望有旅行的機會。出身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多數大學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評論員對共產黨國家的特權階層成員說東道西時常常把這一點置之腦後。盡管我有種種特權，卻從未有幸光顧過馬德裏的普拉多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或是羅浮宮。所有東德人的生活經歷都很狹窄，雖然我比別人見的世麵多一些。由於情報工作這一行的需要，我先後去過東非，荒漠的西伯利亞，黑海海濱，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亞熱帶氣候的風和日麗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錯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車和一個私人司機，還可以應東歐集團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邀請去這些國家度假。但所有這一切總是和我的工作與職務連在一起。到頭來，我對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樣茫然無知。
雖然我們連西方普通殷實之家所享有的舒適和自由都沒有，但我個人遠不至於和普通東德老百姓一樣忍受物質生活的匱乏。我們從蘇聯人那裏繼承了一套特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這一製度始於1945年。當時政府官員、科學家和其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們稱為定量供應。以後這種做法形成了一套製度。一個叫“平安”的商店專門提供這類商品，它的店員後來增至5000餘人。通過以外貿部為首的一個關係網，我們享受著種種特殊待遇。這套製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高級官員可以得到比本國生產的常常是質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東西。這套分配製度等級分明。政治局成員有供應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們挑剩下的東西給我們情報部門，然後再是其他部委和貿易機構。這一切實行起來十分簡單。高級官員的日子為此過得很舒適。麵對這些特權的誘惑，我沒有力量說不。多年後，學生質問我時，我老實承認了這一點。學生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們理解這些特權給人帶來的難以抵製的誘惑。不用說，如果我政治上失勢的話，這些特權一夜之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盡管我享有種種特權，去過一些奇鄉異國，平常過的卻是一個官僚的生活，一個為我的政治主子服務的僕人。最初，我們和蘇聯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一樣晚上工作。這是史達林的工作時間。史達林死後，米爾克改為白天工作，從早上7點開始，常常到晚上10點才下班。不過後來我覺得，他假裝呆在辦公室，其實人在其他地方。情報局內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令我羨慕不已。他們執行特殊任務時自由自在，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著上司的工作時間錶轉。
我每天早上6點30分到7點之間起床，然後跑步，做操活動活動後背。年輕時我就有背痛的毛病。8點15分左右到辦公室。一開始我有一個司機，一個秘書。後來增為兩個秘書，一個私人助理。我辦公室的幾位工作人員關係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變動。我的私人秘書1954年到我身邊工作，當時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剛3年。他跟了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後我首先閱覽重要文件，各科室負責人呈上的報告，有時還有間諜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後10年裏，由於文件流量太大，我改為閱讀分析處為我準備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機密材料，要聞和各新聞社的報導。
許多年後，當後人把冷戰看做是龐大帝國之間的一場衝突時，當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在史書中隻是一個腳註時，我的國家恐怕將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牆這一事實名留史冊。柏林圍牆不僅將一座名城一分為二，還劃分出爭奪人類未來的兩大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聳立的柏林場成了戰後歐洲分裂，乃至冷戰本身的殘酷與荒誕的最強大象徵。
柏林圍牆建於1961年8月13日。此後，我一直在這堵牆後麵生活和工作，致力於保衛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圍牆的這一製度。在我的眼裏，這堵牆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虛弱的表現。隻有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有堅定信心的製度才能做到把一個大都市分隔成兩半，在一個國家的兩個部分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也隻有像我們這樣虛弱和有著根本缺陷的製度才會有這樣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開電視，聽到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國外旅行的消息。電視屏幕上，首批東德人正在絡繹不絕地穿過突然開放了的邊境。我深知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末日已經來臨。像我們這樣一個生存安危全繫於國內穩定的國家經受不起這樣的衝擊。時鍾仿佛一下子停擺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著電視上播放的東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邊界的無人區地帶互相擁抱的畫麵。有的人隻趿拉著一雙拖鞋，好像在睡夢中間人這一即將決定德國乃至歐洲命運的不尋常之夜。
當然，東西德邊界從來沒有完全關閉過。對於因公旅行的東德人，它是敞開的。這些東德人首先需要經過審查，獲得“出差幹部”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沒有直係親屬，而且接觸不到任何東德的機密。70年代，隨著兩德關係的改善，東德放寬了出國旅行的限製，允許退休人員出國。這樣做是基於以下合乎邏輯，甚至可以說是玩世不恭的考慮：倘若退休人員滯留西德不歸，東德經濟上不僅不會受到什麽損失，反而還可以因此少付一筆養老金。毋需贅言，我們在國外的間諜以及給他們捎信的聯絡員也可以持偽造證件自由進出東德。
普通老百姓對可以出國的人極為羨慕。在這個沒有旅遊者的國度，人民極其渴望有旅行的機會。出身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多數大學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評論員對共產黨國家的特權階層成員說東道西時常常把這一點置之腦後。盡管我有種種特權，卻從未有幸光顧過馬德裏的普拉多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或是羅浮宮。所有東德人的生活經歷都很狹窄，雖然我比別人見的世麵多一些。由於情報工作這一行的需要，我先後去過東非，荒漠的西伯利亞，黑海海濱，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亞熱帶氣候的風和日麗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錯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車和一個私人司機，還可以應東歐集團內其他國家情報機構的邀請去這些國家度假。但所有這一切總是和我的工作與職務連在一起。到頭來，我對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樣茫然無知。
雖然我們連西方普通殷實之家所享有的舒適和自由都沒有，但我個人遠不至於和普通東德老百姓一樣忍受物質生活的匱乏。我們從蘇聯人那裏繼承了一套特權階層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這一製度始於1945年。當時政府官員、科學家和其他對共產主義事業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們稱為定量供應。以後這種做法形成了一套製度。一個叫“平安”的商店專門提供這類商品，它的店員後來增至5000餘人。通過以外貿部為首的一個關係網，我們享受著種種特殊待遇。這套製度的建立是為了保證國家高級官員可以得到比本國生產的常常是質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東西。這套分配製度等級分明。政治局成員有供應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們挑剩下的東西給我們情報部門，然後再是其他部委和貿易機構。這一切實行起來十分簡單。高級官員的日子為此過得很舒適。麵對這些特權的誘惑，我沒有力量說不。多年後，學生質問我時，我老實承認了這一點。學生對我的回答感到滿意，因為他們理解這些特權給人帶來的難以抵製的誘惑。不用說，如果我政治上失勢的話，這些特權一夜之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盡管我享有種種特權，去過一些奇鄉異國，平常過的卻是一個官僚的生活，一個為我的政治主子服務的僕人。最初，我們和蘇聯政府機構的高級官員一樣晚上工作。這是史達林的工作時間。史達林死後，米爾克改為白天工作，從早上7點開始，常常到晚上10點才下班。不過後來我覺得，他假裝呆在辦公室，其實人在其他地方。情報局內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動自由，令我羨慕不已。他們執行特殊任務時自由自在，工作時間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著上司的工作時間錶轉。
我每天早上6點30分到7點之間起床，然後跑步，做操活動活動後背。年輕時我就有背痛的毛病。8點15分左右到辦公室。一開始我有一個司機，一個秘書。後來增為兩個秘書，一個私人助理。我辦公室的幾位工作人員關係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變動。我的私人秘書1954年到我身邊工作，當時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剛3年。他跟了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後我首先閱覽重要文件，各科室負責人呈上的報告，有時還有間諜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後10年裏，由於文件流量太大，我改為閱讀分析處為我準備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機密材料，要聞和各新聞社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