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為時已晚。匈牙利人民已不滿足這一點。抗議活動和流血事件持續不斷。11月4日，蘇軍坦克返回布達佩斯。蘇聯人不停地通過我的緊急電話線翻來覆去地問我同一個問題：北約組織將如何反應？我心裏並沒有數。一方麵，大量證據表明，北約正在秘密地針對蘇聯人備戰。另一方麵，根據潛伏人員提供的消息，西方似乎不打算動手，因為擔心事態會升級。我心一橫，回電給莫斯科：“北約不會幹預。”
如果當初我判斷錯了的話，我這個局長十之八九要被撤職。這還是最輕的結果。可我說對了。納吉於是成了蘇聯人的替罪羊。蘇聯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館裏的納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證不會審判他們，但卻食了言。他們把納吉從南斯拉夫使館裏綁架出來，帶到羅馬尼亞，經過鬧劇般的秘密審訊後就地處決。蘇聯人的行徑完全回到了史達林最黑暗時代的做法。日後，匈牙利外國情報機構首腦勞伊瑙伊向我坦白說，他曾親自參與對納吉的審問，為此深感內疚。“米沙，這種事永遠不應重演，”他說。
暴徒肆虐殺人的匈牙利事件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場慘痛教訓。雖然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藉此事件暫時得以將改革者打為反革命分子，但對許多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次起義的原因卻是撲朔迷離，從中得到的啟示也很複雜。列寧時代的老問題不禁縈繞在我的腦際中：“我們難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風險嗎？為了誰的自由？自由的敵人又是誰？”
1956年3月，我們在國家安全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意義。當時主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爾韋伯，他不像後來接替他的米爾克把會開得沉悶枯燥。對於米爾克來說，開會無非是對部下滔滔不絕訓上個把小時的話，然後宣布散會。我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歡迎蘇聯同事敢於正視過去那段歷史，並表示，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疑慮之中。現在終於感到如釋重負。米爾克聽了我的發言後大驚失色。“我從來沒有什麽思想負擔，”他說，“我不知道沃爾夫同誌是什麽意思。”接下去他又說，據他所知，蘇聯國內根本沒有什麽鎮壓行為，還特別補充道，東德國內也沒有任何這種行為。
當然，解凍對東德不可能沒有影響。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88名東德犯人獲釋。還有700餘名犯人提前獲釋。在黨內，對阿克曼、達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幾位失勢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員的整肅不了了之。各種改革方案突然從各級官員的卷宗裏跳了出來。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內，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製度下建立市場機製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行業的人組成的研究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安全等方麵的專家。雖然我對經濟問題一向一知半解，但卻饒有興趣地聽取了各位成員的發言。我思想上甚至開始傾向於接受擴大私有製的份額，並對言論自由與堅持黨的教誨的官方理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然而烏市利希繼續捂住蓋子。蘇共二十大過去僅兩個月，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即表決通過一項決定，禁止再討論過去的失誤，以免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炮彈。在諸如“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這類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黨內紀律。我和黨內許多同誌曾希望換換腦筋，現在又一次在威力無比的黨紀下臣服。盡管如此，蘇共二十大仍是邁向後來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漫長曆程中的第一步。這一弦線起於蘇共二十大，止於1989年。我最終離開了情報局，擺脫了它對我思維的禁錮，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但在此之前，仍然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發的一係列地緣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赫魯雪夫秘密講話後，波蘭工人舉行了罷工，遭到波蘭軍隊的血腥鎮壓。波茲南事件、匈牙利起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又一次迫使我們從冷戰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的形勢給我們的惟一啟示是，當兩個超級大國的盟國試圖奉行獨立的政策時，分別受到了懲罰。莫斯科教訓了匈牙利。美國則敲了英國和法國一下。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我們當然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範圍。
我在想，倘若掌權的是我，做法上會不會略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但並不肯定。80年代初，我曾與安德羅波夫討論過改革的問題。那次討論的國家是波蘭，而不是東德，但問題是一樣的。我問這位開明的共產黨人，為什麽他在這些問題上影響如此之微。他回答說：“沃爾夫同誌，不管誰當上總書記，你隻有大約一年的時間影響他。不久，他的身邊就會圍上一群親信。這些人吹捧他如何偉大，每一舉措如何正確。到那時再想影響他就太晚了。”安德羅波夫還舉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例子。齊奧塞斯庫早年似乎走了一條不同於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墮落為暴君。
我耳邊已經可以聽到指責我的人嘲諷說，我用了整整20年時間才把內心想法化為行動。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我對冷戰的看法完全基於以下的認識：西方及其製度沒有指出一條可行的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漫長歲月裏，我都不可能採取任何步驟推動我國或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哪怕想都不會想到這一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盡管社會主義製度存在著種種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製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種潛在的更為優越的人類社會模式。每逢重大關頭來臨之際，我認為決不能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雖然我對共產主義製度的做法越來越懷疑。1968年，我在日記中記下了下麵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話：
如果當初我判斷錯了的話，我這個局長十之八九要被撤職。這還是最輕的結果。可我說對了。納吉於是成了蘇聯人的替罪羊。蘇聯人向躲在南斯拉夫使館裏的納吉和其他匈牙利人保證不會審判他們，但卻食了言。他們把納吉從南斯拉夫使館裏綁架出來，帶到羅馬尼亞，經過鬧劇般的秘密審訊後就地處決。蘇聯人的行徑完全回到了史達林最黑暗時代的做法。日後，匈牙利外國情報機構首腦勞伊瑙伊向我坦白說，他曾親自參與對納吉的審問，為此深感內疚。“米沙，這種事永遠不應重演，”他說。
暴徒肆虐殺人的匈牙利事件對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場慘痛教訓。雖然莫斯科的教條主義者藉此事件暫時得以將改革者打為反革命分子，但對許多獨立思考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次起義的原因卻是撲朔迷離，從中得到的啟示也很複雜。列寧時代的老問題不禁縈繞在我的腦際中：“我們難道要冒失去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風險嗎？為了誰的自由？自由的敵人又是誰？”
1956年3月，我們在國家安全部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蘇共二十大的意義。當時主持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仍是沃爾韋伯，他不像後來接替他的米爾克把會開得沉悶枯燥。對於米爾克來說，開會無非是對部下滔滔不絕訓上個把小時的話，然後宣布散會。我在會上談了自己的想法，歡迎蘇聯同事敢於正視過去那段歷史，並表示，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疑慮之中。現在終於感到如釋重負。米爾克聽了我的發言後大驚失色。“我從來沒有什麽思想負擔，”他說，“我不知道沃爾夫同誌是什麽意思。”接下去他又說，據他所知，蘇聯國內根本沒有什麽鎮壓行為，還特別補充道，東德國內也沒有任何這種行為。
當然，解凍對東德不可能沒有影響。被蘇聯軍事法庭判處有罪的88名東德犯人獲釋。還有700餘名犯人提前獲釋。在黨內，對阿克曼、達勒姆、詹德雷茨基和其他幾位失勢的（自1953年起）中央委員的整肅不了了之。各種改革方案突然從各級官員的卷宗裏跳了出來。在東德共產黨中央委員內，也開始了對社會主義製度下建立市場機製問題的討論。這種做法若要成功，就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我曾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行業的人組成的研究委員會。它的成員包括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和安全等方麵的專家。雖然我對經濟問題一向一知半解，但卻饒有興趣地聽取了各位成員的發言。我思想上甚至開始傾向於接受擴大私有製的份額，並對言論自由與堅持黨的教誨的官方理論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然而烏市利希繼續捂住蓋子。蘇共二十大過去僅兩個月，東德共產黨政治局即表決通過一項決定，禁止再討論過去的失誤，以免給敵人提供攻擊我們的炮彈。在諸如“克服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這類荒唐提法下，又一次重申了黨內紀律。我和黨內許多同誌曾希望換換腦筋，現在又一次在威力無比的黨紀下臣服。盡管如此，蘇共二十大仍是邁向後來被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漫長曆程中的第一步。這一弦線起於蘇共二十大，止於1989年。我最終離開了情報局，擺脫了它對我思維的禁錮，完成了思想上的轉變。但在此之前，仍然還有一段坎坷的路要走。
1956爆發的一係列地緣政治事件使改革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赫魯雪夫秘密講話後，波蘭工人舉行了罷工，遭到波蘭軍隊的血腥鎮壓。波茲南事件、匈牙利起義以及蘇伊士運河危機又一次迫使我們從冷戰的角度思考問題。當時的形勢給我們的惟一啟示是，當兩個超級大國的盟國試圖奉行獨立的政策時，分別受到了懲罰。莫斯科教訓了匈牙利。美國則敲了英國和法國一下。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我們當然清楚自己屬於哪個範圍。
我在想，倘若掌權的是我，做法上會不會略有不同，我希望是這樣，但並不肯定。80年代初，我曾與安德羅波夫討論過改革的問題。那次討論的國家是波蘭，而不是東德，但問題是一樣的。我問這位開明的共產黨人，為什麽他在這些問題上影響如此之微。他回答說：“沃爾夫同誌，不管誰當上總書記，你隻有大約一年的時間影響他。不久，他的身邊就會圍上一群親信。這些人吹捧他如何偉大，每一舉措如何正確。到那時再想影響他就太晚了。”安德羅波夫還舉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的例子。齊奧塞斯庫早年似乎走了一條不同於莫斯科的路，但很快就墮落為暴君。
我耳邊已經可以聽到指責我的人嘲諷說，我用了整整20年時間才把內心想法化為行動。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我對冷戰的看法完全基於以下的認識：西方及其製度沒有指出一條可行的路。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的漫長歲月裏，我都不可能採取任何步驟推動我國或是華沙條約組織中的其他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哪怕想都不會想到這一步。我堅定不移地認為，盡管社會主義製度存在著種種重大的缺陷，但同西方的製度相比，它仍然代表了一種潛在的更為優越的人類社會模式。每逢重大關頭來臨之際，我認為決不能放棄我們在歐洲的影響，雖然我對共產主義製度的做法越來越懷疑。1968年，我在日記中記下了下麵一段反映我痛苦心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