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馬克被安排到外貿委員會當副主席。我始終為把他召回東德的決定感到遺憾。我常常懷疑，我們是不是為了一條大標題而葬送了一位未來的國防部長。格雷克成了全國民主黨內的一名幹部。該黨代表東德的退伍軍人、手工業者和小企業家。可憐的格雷克隻好在這個閑差上度過晚年。 當年轟動一時的叛逃到東德的事件完全不是我們策劃的。叛逃者甚至根本就不是我們的什麽情報來源。他的職業反倒是偵破我們的間諜。此公乃是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的頭子，名叫奧托·約翰。今天很難感受到這一事件在當時掀起的波瀾。那時，所有德國人的履歷和忠誠仍受到他們昔日敵人的懷疑。左派人士在社會上仍享有威望。
約翰本人反對納粹。在參加了一次紀念1944年7月20日反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十周年紀念活動後，他從西柏林消失了。失蹤前，有人最後看到他與一位老相識，婦科科學家沃爾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區的蘇聯軍事基地再次露麵。有證據表明，他倆同乘沃爾格穆特的車到了東柏林。
西德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責共產黨情報組織蓄意挑釁，綁架了約翰。說來也巧，正當波恩政府發言人宣稱約翰不是自願離開聯邦德國的時候，這位情報頭子卻在東德廣播電台上斬釘截鐵地說，他來東德完全是自願的，因為阿登納已淪為美國人的工具。美國人“出於與東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擁抱那些絲毫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吸取教訓的人。這些人正在等待時機，為1945年的失敗復仇”。他還披露說，西德情報網使用的人主要是納粹分子。這番話出自他的口極有分量。
然而，和冷戰白熱化時期發生的許多事件一樣，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麽簡單。下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這一怪誕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於眾。 約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解開這一疑團的關鍵。戰時他參加了納粹反諜報機構內一個密謀暗殺希特勒的抵抗小團體。通過別人的引見，他結識了後來暗殺希特勒未遂的馮·施陶芬貝格。他接到的任務是弄清如果預謀者幹掉希特勒的話，盟國是否可以接受他們的求和。約翰當時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馬德裏為德國的商業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公司工作。他與當地的美國大使館，特別是與美國武官霍恩撒爾上校搭上了線。霍恩撒爾上校在艾森豪司令部最高層有熟人。約翰還通過英國駐裏斯本大使館向英國傳遞口信，尋求它的支持。
許多年後，約翰告訴我，他認為金·菲爾比扣壓了他的口信。菲爾比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國情報機構裏的一名鼴鼠，當時正權極一時。俄國人堅決反對德國國內的反希特勒人士與西方盟國達成的任何交易，擔心保守勢力推翻希特勒後會團結一致抗擊俄國。“我交給菲爾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裏什麽地方了，”約翰對我說。“倫敦八成根本沒看到過這些文件。”此時菲爾比早已作古。
暗殺希特勒的計劃流產後，密謀小組的成員受到殘酷的捕殺。約翰設法從馬德裏經裏斯本逃到英國。記者德爾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廣播公司裏的評估部門給他找了份工作。戰後，在審判馮·布勞希奇、馮·倫德施泰特和馮·曼施泰因三位德國陸軍元帥時，約翰向英國提供的證據還被作為參考。考慮到這一背景，他被任命為位於英占區科隆市的西德反諜報機構的首腦就不足為奇了。
約翰與美國人扶植上來的外國情報局首腦，前納粹分子格倫和阿登納身邊的其他納粹分子決算不上是天然盟友，與阿登納本人也是貌合神離。阿登納和許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樣，認為斯道芬伯格暗殺希特勒的計劃是冒險主義。約翰本來想在新組建的外交部裏任職。後來他告訴我，去外交部根本不會有任何出路。那裏到處是當年圍著納粹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轉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倫的副手拉特克被調到了反諜報機構，顯然是為了監視他。1954年時，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裏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在東德露麵被人看做是叛逃顯得順理成章。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麽回事，而是比這古怪離奇百倍。約翰壓根兒就沒想叛逃。身為蘇聯間諜的沃爾格穆特博士決定趁他的朋友情緒低落時把他誘騙到東德。我的克格勃同事發誓打賭說，他們沒有授意沃爾格穆特這樣做。但我可以想像沃爾格穆特對自己的聯絡官說：“我可以把約翰拉過來。”這位蘇聯情報軍官聽到後一定半信半疑說：“好啊。你把他領到這兒我才相信。”
有一點確鑿無疑。最後見到約翰的人講，他看見約翰坐在沃爾格穆特的汽車裏，深更半夜穿過邊境進入東柏林。經過調查這一點已得到證實。我猜測約翰要麽喝得迷迷糊糊，要麽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藥。有人看到他倆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鑽進一個又一個夜總會，為懷念死去的抵抗運動朋友狂飲。等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覺醒來時，發現已身陷蘇聯軍營。這對西德反諜報首腦來說無異於一場噩夢。我想蘇聯人這一驚吃得也不比約翰小。因為他們叫來了克格勃駐柏林站站長皮托夫拉諾夫將軍，還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麵的新聞委員會的代表圖爾加裏諾夫，共同商量怎樣最大地利用他的價值。約翰深知，他已鑄成大錯。如今攥在了蘇聯人的手心裏，返回西德隻有死路一條。不僅丟官，還要坐牢。
約翰本人反對納粹。在參加了一次紀念1944年7月20日反對希特勒的未遂政變十周年紀念活動後，他從西柏林消失了。失蹤前，有人最後看到他與一位老相識，婦科科學家沃爾格穆特博士在一起。1954年7月zi日，他在柏林郊區的蘇聯軍事基地再次露麵。有證據表明，他倆同乘沃爾格穆特的車到了東柏林。
西德頓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指責共產黨情報組織蓄意挑釁，綁架了約翰。說來也巧，正當波恩政府發言人宣稱約翰不是自願離開聯邦德國的時候，這位情報頭子卻在東德廣播電台上斬釘截鐵地說，他來東德完全是自願的，因為阿登納已淪為美國人的工具。美國人“出於與東德士兵打仗的需要，擁抱那些絲毫沒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中吸取教訓的人。這些人正在等待時機，為1945年的失敗復仇”。他還披露說，西德情報網使用的人主要是納粹分子。這番話出自他的口極有分量。
然而，和冷戰白熱化時期發生的許多事件一樣，這件事也不像看上去的那麽簡單。下麵我把自己所知道的這一怪誕事件的始末首次公之於眾。 約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歷是解開這一疑團的關鍵。戰時他參加了納粹反諜報機構內一個密謀暗殺希特勒的抵抗小團體。通過別人的引見，他結識了後來暗殺希特勒未遂的馮·施陶芬貝格。他接到的任務是弄清如果預謀者幹掉希特勒的話，盟國是否可以接受他們的求和。約翰當時在中立的西班牙首都馬德裏為德國的商業航空公司--漢莎航空公司工作。他與當地的美國大使館，特別是與美國武官霍恩撒爾上校搭上了線。霍恩撒爾上校在艾森豪司令部最高層有熟人。約翰還通過英國駐裏斯本大使館向英國傳遞口信，尋求它的支持。
許多年後，約翰告訴我，他認為金·菲爾比扣壓了他的口信。菲爾比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國情報機構裏的一名鼴鼠，當時正權極一時。俄國人堅決反對德國國內的反希特勒人士與西方盟國達成的任何交易，擔心保守勢力推翻希特勒後會團結一致抗擊俄國。“我交給菲爾比的文件一定被他塞到卷宗裏什麽地方了，”約翰對我說。“倫敦八成根本沒看到過這些文件。”此時菲爾比早已作古。
暗殺希特勒的計劃流產後，密謀小組的成員受到殘酷的捕殺。約翰設法從馬德裏經裏斯本逃到英國。記者德爾默收留了他，在自己的廣播公司裏的評估部門給他找了份工作。戰後，在審判馮·布勞希奇、馮·倫德施泰特和馮·曼施泰因三位德國陸軍元帥時，約翰向英國提供的證據還被作為參考。考慮到這一背景，他被任命為位於英占區科隆市的西德反諜報機構的首腦就不足為奇了。
約翰與美國人扶植上來的外國情報局首腦，前納粹分子格倫和阿登納身邊的其他納粹分子決算不上是天然盟友，與阿登納本人也是貌合神離。阿登納和許多西德保守派人士一樣，認為斯道芬伯格暗殺希特勒的計劃是冒險主義。約翰本來想在新組建的外交部裏任職。後來他告訴我，去外交部根本不會有任何出路。那裏到處是當年圍著納粹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轉的外交官。更刺痛他的是，格倫的副手拉特克被調到了反諜報機構，顯然是為了監視他。1954年時，他已感到不堪忍受。因此7月裏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在東德露麵被人看做是叛逃顯得順理成章。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麽回事，而是比這古怪離奇百倍。約翰壓根兒就沒想叛逃。身為蘇聯間諜的沃爾格穆特博士決定趁他的朋友情緒低落時把他誘騙到東德。我的克格勃同事發誓打賭說，他們沒有授意沃爾格穆特這樣做。但我可以想像沃爾格穆特對自己的聯絡官說：“我可以把約翰拉過來。”這位蘇聯情報軍官聽到後一定半信半疑說：“好啊。你把他領到這兒我才相信。”
有一點確鑿無疑。最後見到約翰的人講，他看見約翰坐在沃爾格穆特的汽車裏，深更半夜穿過邊境進入東柏林。經過調查這一點已得到證實。我猜測約翰要麽喝得迷迷糊糊，要麽喝了他的朋友下的迷魂藥。有人看到他倆那天晚上醉醺醺地鑽進一個又一個夜總會，為懷念死去的抵抗運動朋友狂飲。等這位身不由己的旅客一覺醒來時，發現已身陷蘇聯軍營。這對西德反諜報首腦來說無異於一場噩夢。我想蘇聯人這一驚吃得也不比約翰小。因為他們叫來了克格勃駐柏林站站長皮托夫拉諾夫將軍，還有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下麵的新聞委員會的代表圖爾加裏諾夫，共同商量怎樣最大地利用他的價值。約翰深知，他已鑄成大錯。如今攥在了蘇聯人的手心裏，返回西德隻有死路一條。不僅丟官，還要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