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我的冒失，結果失去了一個寶貴的關係。施泰因呂克本來可以繼續心照不宣地為我們做事。我們經過多年的實踐摸索，逐漸改進了收買人的方法。我們認識到，勸說有可能為我們搞情報的人在一份文件上簽字是不明智的。不少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動機願意與一個敵國的情報機構打交道。若要將這種關係明朗化，他們則會避而遠之。他們其實更喜歡一種含糊不清的關係。我告誡過手下的人：如果你覺得對方的回答會是否定的，最好別問。切忌用官僚機構的繁文禮節來束縛活人。多年來，我們逐漸廢除了蘇聯祖師爺熱衷搞的形式主義的那一套，並取得很好的成效。
我們還想方設法打入克虜伯這個龐大的軍火工業王國並試圖爭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虜伯廠的董事會成員，喜愛藝術。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東德。對波恩政府壓製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的立場他曾提出過批評。然而我們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圖，他同我們拉關係僅僅是為了替克虜伯撈取好處。
在一次討論德國統一問題的大會上，我們與維德曼不期而遇。維德曼是德國統一的積極鼓吹者，也是維爾特（魏瑪共和國期間曾任參贊）的一位老朋友。維德曼表示，光在口頭上反對加強華盛頓與波恩的聯盟還不夠，並暗示我們資助他在波恩開個公司。我聽後十分欣喜，於是和他簽了一個合同，其中規定了公司上繳給我們的贏餘部分。對我們情報局來說，涉足風險資本投資還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在我們的資助下，維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資收入勞動者提供經濟援助事務所。這是一個遊說團體可以在政府各部門和其雇員中開展活動。通過這一渠道，我們與魯道夫·克裏勒搭上了線。克裏勒是西德總理府內一個部門的頭頭，負責防務政策和軍事聯盟問題。這位極有權勢的官員經常光顧我們這家事務所，開懷暢飲萊茵地區產的葡萄酒的同時還透露一些有關德國政治內幕的小道消息。
這次成功刺激了我們的胃口。我們打算將這個事務所擴大為一個非法巢穴（情報行業裏的術語，指一項長期潛伏任務）。東西德關係緊張時，它可以成為一個聯絡點。我們在事務所裏安插了一名特工，負責偷錄來訪官員的交談，兼接受、處理和向國內匯報情報。我們還吸收了維德曼的女友，給她起了個化名，叫埃裏斯。她的上司在西德總理府內工作。不過有一個問題令人難堪。雖然維德曼能言善辯，卻經商乏術。事務所的日常開支大大超過了它的收入。這種情況不可能對外界隱瞞很久。我們推斷西德的反諜報機構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納稅記錄。無需多久，它就會納悶，這家事務所的經費從何而來。一切結束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快。情報局總部裏的一個工作人員叛逃到西德。因為擔心事務所裏的這名特工會因此暴露，我們把他撤回東德。
所幸還有埃裏斯。不過她的上司後來從總理府調到科學教育部。我們對她的興趣也隨之減少。她在該部工作的10年裏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政府資助的敏感的研究項目的詳細材料。據此我們製定了自己的竊取科技情報的計劃。
50年代初期，除了維德曼的事務所外，還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闆似乎也極有發展前途。查閱東德準備大赦釋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單時，蘇珊這個名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1951年她參加萊比錫貿易交易會時，東德反諜報機構以間諜罪將她逮捕並判處8年徒刑。她的檔案裏職業一欄填寫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對她產生了興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將獲釋時約見了她。走進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婦女，年齡約在34yo35歲之間，雖身著國服，眉宇間卻透著倔強和自信。對於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認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絲毫不想取悅扣押她的人。同時，她還談了自己對德國麵臨的問題以及阿登納的親美政策的看法。我們的人問她，是否願意換個場合繼續談下去。她被釋放後，兩人再次在東柏林的華沙大橋上見麵。她同意回到西德後向我們提供情報。我們給她起了個化名，叫莉迪亞。
令我們欣喜的是蘇珊在波恩安了家，還辦起了一家沙龍。一些知名人士常在這裏聚會，討論政治和文化。通過蘇珊，我們得到了有關西德政治黨派中一個極右組織的很有價值的情報。這個名叫救援自由的組織的頭目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澤爾。該組織通過海外人士插手東歐各國，並與奧匈帝國皇室的後代、政治上極為活躍的奧托·馮·哈布斯堡結成同盟。巴澤爾日後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寶座，並以此身份與勃蘭特競選總統。他堅決反對勃蘭特試圖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努力，令我們頭疼不已。
蘇珊被東德逮捕之前曾與任柏林市長的勃蘭特熱戀過。勃蘭特給她寫過不少情書。1961年議會競選期間，勃蘭特的政敵，包括施特勞斯向外界泄露了這批信件的內容。以前我們一直把施特勞斯視為敵視社會主義的狂徒。他在公開場合也是這樣表現的。蘇珊提供的情報促使我們第一次重新考慮對施特勞斯的這種成見。蘇珊認為，施特勞斯是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勞斯和勃蘭特約定在她家舉行私下會晤時，頓時謠言四起。人們紛紛猜測有可能實現一個大聯合，從而社會民主黨人戰後將首次進入政府。勃蘭特在回憶錄裏證實確實會晤過施特勞斯，但未提會晤的地點以及他與蘇珊的關係。
我們還想方設法打入克虜伯這個龐大的軍火工業王國並試圖爭取洪德豪森的同情。洪德豪森是克虜伯廠的董事會成員，喜愛藝術。他似乎比他的其他同事更了解東德。對波恩政府壓製兩個德國之間的貿易的立場他曾提出過批評。然而我們很快看清了他的意圖，他同我們拉關係僅僅是為了替克虜伯撈取好處。
在一次討論德國統一問題的大會上，我們與維德曼不期而遇。維德曼是德國統一的積極鼓吹者，也是維爾特（魏瑪共和國期間曾任參贊）的一位老朋友。維德曼表示，光在口頭上反對加強華盛頓與波恩的聯盟還不夠，並暗示我們資助他在波恩開個公司。我聽後十分欣喜，於是和他簽了一個合同，其中規定了公司上繳給我們的贏餘部分。對我們情報局來說，涉足風險資本投資還是開天闢地頭一遭。在我們的資助下，維德曼成立了向固定工資收入勞動者提供經濟援助事務所。這是一個遊說團體可以在政府各部門和其雇員中開展活動。通過這一渠道，我們與魯道夫·克裏勒搭上了線。克裏勒是西德總理府內一個部門的頭頭，負責防務政策和軍事聯盟問題。這位極有權勢的官員經常光顧我們這家事務所，開懷暢飲萊茵地區產的葡萄酒的同時還透露一些有關德國政治內幕的小道消息。
這次成功刺激了我們的胃口。我們打算將這個事務所擴大為一個非法巢穴（情報行業裏的術語，指一項長期潛伏任務）。東西德關係緊張時，它可以成為一個聯絡點。我們在事務所裏安插了一名特工，負責偷錄來訪官員的交談，兼接受、處理和向國內匯報情報。我們還吸收了維德曼的女友，給她起了個化名，叫埃裏斯。她的上司在西德總理府內工作。不過有一個問題令人難堪。雖然維德曼能言善辯，卻經商乏術。事務所的日常開支大大超過了它的收入。這種情況不可能對外界隱瞞很久。我們推斷西德的反諜報機構可以看到各家公司的納稅記錄。無需多久，它就會納悶，這家事務所的經費從何而來。一切結束得比我想像的還要快。情報局總部裏的一個工作人員叛逃到西德。因為擔心事務所裏的這名特工會因此暴露，我們把他撤回東德。
所幸還有埃裏斯。不過她的上司後來從總理府調到科學教育部。我們對她的興趣也隨之減少。她在該部工作的10年裏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政府資助的敏感的研究項目的詳細材料。據此我們製定了自己的竊取科技情報的計劃。
50年代初期，除了維德曼的事務所外，還有一位家在波恩的迷人女老闆似乎也極有發展前途。查閱東德準備大赦釋放的在押西德人名單時，蘇珊這個名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1951年她參加萊比錫貿易交易會時，東德反諜報機構以間諜罪將她逮捕並判處8年徒刑。她的檔案裏職業一欄填寫的是自由撰稿人，我手下人因此對她產生了興趣。一位上校在她尚不知自己即將獲釋時約見了她。走進接待室，他看到眼前是一位身材苗條的婦女，年齡約在34yo35歲之間，雖身著國服，眉宇間卻透著倔強和自信。對於她的被捕判刑，她仍然不服，認為她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絲毫不想取悅扣押她的人。同時，她還談了自己對德國麵臨的問題以及阿登納的親美政策的看法。我們的人問她，是否願意換個場合繼續談下去。她被釋放後，兩人再次在東柏林的華沙大橋上見麵。她同意回到西德後向我們提供情報。我們給她起了個化名，叫莉迪亞。
令我們欣喜的是蘇珊在波恩安了家，還辦起了一家沙龍。一些知名人士常在這裏聚會，討論政治和文化。通過蘇珊，我們得到了有關西德政治黨派中一個極右組織的很有價值的情報。這個名叫救援自由的組織的頭目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一名政治家，叫巴澤爾。該組織通過海外人士插手東歐各國，並與奧匈帝國皇室的後代、政治上極為活躍的奧托·馮·哈布斯堡結成同盟。巴澤爾日後爬上了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的寶座，並以此身份與勃蘭特競選總統。他堅決反對勃蘭特試圖給予東德外交承認的努力，令我們頭疼不已。
蘇珊被東德逮捕之前曾與任柏林市長的勃蘭特熱戀過。勃蘭特給她寫過不少情書。1961年議會競選期間，勃蘭特的政敵，包括施特勞斯向外界泄露了這批信件的內容。以前我們一直把施特勞斯視為敵視社會主義的狂徒。他在公開場合也是這樣表現的。蘇珊提供的情報促使我們第一次重新考慮對施特勞斯的這種成見。蘇珊認為，施特勞斯是一個頭腦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她向外界透露施特勞斯和勃蘭特約定在她家舉行私下會晤時，頓時謠言四起。人們紛紛猜測有可能實現一個大聯合，從而社會民主黨人戰後將首次進入政府。勃蘭特在回憶錄裏證實確實會晤過施特勞斯，但未提會晤的地點以及他與蘇珊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