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撒韋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位資深官員。他剛上任一年，就不斷顯露出苗頭，中央情報局內部有一個身居要職的叛徒。中央情報局內隻有極少數幾個人知道美國在蘇聯境內的特務人員損失慘重。10人遭處決，另外幾十人被判長期徒刑。他們還十分清楚，隱藏在他們中間的這個叛徒仍在源源不斷地泄露著美國的機密情報。哈撒韋就是這少數幾個人之一。
我略為做了點調查，哈撒韋這個人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他剛剛退休。作為一個退了休的前情報官員，我對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類人，無法在退休前與退休後的生活中間劃一條線。我們想像中的退休生活應當是做做園藝，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可哈撒韋退休後仍然一直試圖解開在位期間沒有解開的一個致命的謎：隱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這個叛徒到底是誰？這個謎至今攪得他不得安寧。我還記得他坦言中央情報局還未偵破此案時凝視我的眼神。親自跑到柏林夾請一個從前的敵人幫忙對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極大的傷害。可他無論作為一名情報官員還是一個普通人，已經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為偵破此案，他專門成立了一個班子，起名為特別工作組，連中央情報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員主要由退休人員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婦女，任反諜報高級分析員。不管在中央情報局還是任何其他情報機構，像她這樣的人均不多見。她曾參與破獲在中央情報局內隱藏達30年之久的中國鼴鼠。這個班子裏的人知識極為全麵，給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員少得不能再少，換了我也會這麽做。使用退休人員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報局內蘇聯司的人有可能打草驚蛇，甚至會把這個鼴鼠也吸收到班子裏來。所有這類反諜報工作都應遵照一個方針：躡足而行。
艾姆斯最終是被中央情報局的對頭聯邦調查局挖出來的。我覺得，哈撒韋沒能偵破此案恐怕並非因為經驗或知識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正如他的同事對他的評價，此人屬於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責他沒有挖出蛀蝕美國情報機構的這條蠢蟲。抓叛徒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事後人們總覺得這事沒什麽了不起，各種線索似乎就擺在眼前，但這隻是破案之後的感覺。
觀察懷疑對象是否有反常行為是查找鼴鼠的正確辦法。然而每一行裏都會有人酗酒、行為不軌、婚姻不和、懷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澀等問題，更不用說神經高度緊張的間諜這一行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長期工作和生活在秘密環境中。受此影響，他們常感到別人必須遵守的法則不適用於他們，尤其像中央情報局內同蘇聯打交道的人。他們對敵手的思維方式了如指掌，潛移默化地受到對方的影響。特別是有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滿腹怨氣時，他對祖國和自己單位的忠誠就會一點點地受到侵蝕。艾姆斯就是一個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蘇聯招募為特務後，負責他的人是蘇聯駐美大使館內克格勃的駐地代表安德羅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員）。一年後，伊萬·格羅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結識了他，當時他是克格勃德國科（第一總局第四司）科長。我知道他懂德語，但一點不知道他還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聽說他去華盛頓工作後，頗感吃驚。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鏡厚得像瓶底，天性快樂，喜歡高聲大嗓地為克格勃的成就舉杯祝賀。我從未跟他談過他手下的這個王牌特務，但不難想像，剛在敵人心髒安營紮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門來會是怎樣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為吃驚，沒想到他出賣情報如此之久竟未被發現，也沒想到美國的反諜報機構無能到這個地步，萬般無奈之中竟然請敵方的情報首腦幫助破案。
或許有人難以理解，我居然願意坐下來和中央情報局的人談。我並不想離開德國，也公開宣布過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為冷戰中勝利的一方用他們的法律審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見，這種做法有報復之嫌。中央情報局建議的誘人之處在於，我可以在德國統一後的最初日子裏暫避風頭。我清楚，統一後的頭幾周或幾個月裏，報復的欲望最為強烈。如果可能的話，我不想去俄國。逃到莫斯科會給公眾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我不願留在一個新的德國。國內要求審判我的人會鬧得更歡，藉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為了把間諜的名字告訴蘇聯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裏，外麵已經有了這樣的傳言。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最關心的是爭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幹過的同事、特工和鼴鼠免受起訴，根本無暇在蘇聯人那兒扮演中間人。
當初中央情報局如果願意邀請我去美國，我是會認真考慮的。這不失為一條富於戲劇性的出路，雖然對我來說隻是權宜之計。然而我擔心的是，假如不經正式邀請就飛到美國，一旦交易談不成，中央情報局可以說是我自己找上門來的，並以此要挾，逼我按他們提出的條件合作。中央情報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為我急於投奔他們，不惜置自己於每一個聰明的叛逃者都力圖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敵手的領土上談判條件。雖然哈撒韋9月26日就專程來到柏林，我們也備好了行裝，但最後一次會談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無論美國人、俄國人還是西德人都沒注意到，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顧神不知鬼不覺地加入到這場奇特的拍賣中來。此主兒是以色列人，我是猶太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身居高位是很不尋常的事。準確地說，我隻有一半猶太人血統，因為我母親是基督徒。但根據1936年頒布的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這一半的猶太血統也會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們全家沒有經法國逃到俄國的話。根據我所受到的意識形態教育以及冷戰造成的敵對與隔閡，我本來應該是以色列的敵人。可我始終對猶太人的事很感興趣。受家庭的影響，我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後代，雖然我並不信猶太教。
我略為做了點調查，哈撒韋這個人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他剛剛退休。作為一個退了休的前情報官員，我對他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和我是一類人，無法在退休前與退休後的生活中間劃一條線。我們想像中的退休生活應當是做做園藝，度度假，和家人一起共享天倫之樂。可哈撒韋退休後仍然一直試圖解開在位期間沒有解開的一個致命的謎：隱藏在中央情報局內的這個叛徒到底是誰？這個謎至今攪得他不得安寧。我還記得他坦言中央情報局還未偵破此案時凝視我的眼神。親自跑到柏林夾請一個從前的敵人幫忙對他的自尊心一定是極大的傷害。可他無論作為一名情報官員還是一個普通人，已經深深陷入此案不能自拔。為偵破此案，他專門成立了一個班子，起名為特別工作組，連中央情報局的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其成員主要由退休人員組成，以防泄密。其中有一位婦女，任反諜報高級分析員。不管在中央情報局還是任何其他情報機構，像她這樣的人均不多見。她曾參與破獲在中央情報局內隱藏達30年之久的中國鼴鼠。這個班子裏的人知識極為全麵，給我印象很深。它的人員少得不能再少，換了我也會這麽做。使用退休人員這一招尤其高明。借用中央情報局內蘇聯司的人有可能打草驚蛇，甚至會把這個鼴鼠也吸收到班子裏來。所有這類反諜報工作都應遵照一個方針：躡足而行。
艾姆斯最終是被中央情報局的對頭聯邦調查局挖出來的。我覺得，哈撒韋沒能偵破此案恐怕並非因為經驗或知識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他缺乏足夠的想像力。正如他的同事對他的評價，此人屬於典型官僚。但我不想指責他沒有挖出蛀蝕美國情報機構的這條蠢蟲。抓叛徒是件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事後人們總覺得這事沒什麽了不起，各種線索似乎就擺在眼前，但這隻是破案之後的感覺。
觀察懷疑對象是否有反常行為是查找鼴鼠的正確辦法。然而每一行裏都會有人酗酒、行為不軌、婚姻不和、懷才不遇或因薪金不高而囊中羞澀等問題，更不用說神經高度緊張的間諜這一行了。從事情報工作的人長期工作和生活在秘密環境中。受此影響，他們常感到別人必須遵守的法則不適用於他們，尤其像中央情報局內同蘇聯打交道的人。他們對敵手的思維方式了如指掌，潛移默化地受到對方的影響。特別是有人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或滿腹怨氣時，他對祖國和自己單位的忠誠就會一點點地受到侵蝕。艾姆斯就是一個例子。
1985年艾姆斯正式被蘇聯招募為特務後，負責他的人是蘇聯駐美大使館內克格勃的駐地代表安德羅索夫（克格勃正式派去的官員）。一年後，伊萬·格羅馬可夫接替了他的工作，60年代我就結識了他，當時他是克格勃德國科（第一總局第四司）科長。我知道他懂德語，但一點不知道他還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聽說他去華盛頓工作後，頗感吃驚。他身材短粗，一副眼鏡厚得像瓶底，天性快樂，喜歡高聲大嗓地為克格勃的成就舉杯祝賀。我從未跟他談過他手下的這個王牌特務，但不難想像，剛在敵人心髒安營紮寨的他，看到艾姆斯投上門來會是怎樣的欣喜若狂。
艾姆斯的案子令我大為吃驚，沒想到他出賣情報如此之久竟未被發現，也沒想到美國的反諜報機構無能到這個地步，萬般無奈之中竟然請敵方的情報首腦幫助破案。
或許有人難以理解，我居然願意坐下來和中央情報局的人談。我並不想離開德國，也公開宣布過不打算移居海外。我根本不接受西德作為冷戰中勝利的一方用他們的法律審判我和我的同事。依我之見，這種做法有報復之嫌。中央情報局建議的誘人之處在於，我可以在德國統一後的最初日子裏暫避風頭。我清楚，統一後的頭幾周或幾個月裏，報復的欲望最為強烈。如果可能的話，我不想去俄國。逃到莫斯科會給公眾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我不願留在一個新的德國。國內要求審判我的人會鬧得更歡，藉此指控我去莫斯科是為了把間諜的名字告訴蘇聯人。1990年我在莫斯科逗留的兩個月裏，外麵已經有了這樣的傳言。事實並非如此。我當時最關心的是爭取我本人和曾在我手下幹過的同事、特工和鼴鼠免受起訴，根本無暇在蘇聯人那兒扮演中間人。
當初中央情報局如果願意邀請我去美國，我是會認真考慮的。這不失為一條富於戲劇性的出路，雖然對我來說隻是權宜之計。然而我擔心的是，假如不經正式邀請就飛到美國，一旦交易談不成，中央情報局可以說是我自己找上門來的，並以此要挾，逼我按他們提出的條件合作。中央情報局自恃了不起，傲慢地以為我急於投奔他們，不惜置自己於每一個聰明的叛逃者都力圖避免的不利境地：在敵手的領土上談判條件。雖然哈撒韋9月26日就專程來到柏林，我們也備好了行裝，但最後一次會談仍是令人乏味地在原地兜圈子。
無論美國人、俄國人還是西德人都沒注意到，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顧神不知鬼不覺地加入到這場奇特的拍賣中來。此主兒是以色列人，我是猶太人，一個猶太人在蘇聯陣營的情報機構身居高位是很不尋常的事。準確地說，我隻有一半猶太人血統，因為我母親是基督徒。但根據1936年頒布的種族主義的紐倫堡法，這一半的猶太血統也會使我受到迫害，如果我們全家沒有經法國逃到俄國的話。根據我所受到的意識形態教育以及冷戰造成的敵對與隔閡，我本來應該是以色列的敵人。可我始終對猶太人的事很感興趣。受家庭的影響，我覺得自己是猶太人的後代，雖然我並不信猶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