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的外國情報局是你一手建立起來的，你使它運轉得像鍾錶一樣精確，由你出麵向西德人介紹情況再合適不過了，”迪斯特爾一邊斟酒，一邊說。他當然不會讓我白幹。報酬是我將不會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訴.“坐我的車，咱們一塊兒去伯登的辦公室（格哈德·伯登當時是西德反諜報機構的頭子）。告訴我們10到12個至今仍潛伏在西德的重要間諜的姓名以及他們都幹了些什麽，我們保證你不會受到刑事起訴。”
他告訴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見他，他可以保證我來去自由，不會受到逮捕。顯然，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建議。先由迪斯特爾出麵熱情款待我，然後是伯登在幾英裏外等著歡迎我的光臨。席間，迪斯特爾甚至還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況助西德反恐怖部門一臂之力。 該我提條件了。我首先感謝他們不起訴我的建議，但申明我要對從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員負責。
迪斯特爾很快對這場拔河失去了興趣。“沃爾夫先生，不用我說你也明白，我們最終都得進監獄。惟一的差別是飲食待遇的好壞。” 他的意思是，我們這些曾效力於東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國已無權無勢。至於我，更有可能因為叛國罪而坐牢。
老實說，對方的建議對我充滿誘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將意味著犧牲那些曾為我們情報局獻身的人們的自由。那些潛伏在西方的間諜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賣了他們，他們會怎麽想我這個當年被他們稱為“頭兒”的人呢？我對迪斯特爾的宴請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出賣人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幹吧！”我說。 “願意幹的人多得是，”迪斯特爾邊說邊轉身離去。“如果你改變主意，任何時候我都可以陪你會見伯登。”
喊價的人頗為不少。來自另一方的喊價令我愕然，我做夢也沒想到這一條逃往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兩位美國紳士出現在我的鄉間家門前。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地自我介紹說，他們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並獻給我一個大花籃，外加一盒給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們送花籃用意何在，是對我表示祝賀呢？還是給我獻的花圈？
年長的那個人頭髮花白，麵龐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裝，襯衣熨燙得極平整，打一條斜紋領帶。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哈撒韋，是奉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姆·韋伯斯特之命前來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講一口準確而略帶官腔的德語。
我和妻子安德列婭退到廚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菸灰缸。安德列嬌小聲跟我說：“一個官僚。”哈撒韋屬於美國那種狂熱的禁菸者。他極力勸我不要吸菸。我開玩笑說，是檢中央情報局內又在開展一項新運動？哈撒韋哈哈大笑，但笑聲並不熱情，不過是勉強應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紀很輕，體格健壯，自我介紹說他叫查爾斯，是中央情報局柏林站站長。可我覺得他的體格和舉止更像一位保鏢。他很少講話，談話期間從頭到尾幾乎毫無表情，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懂德語。安德列婭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關越戰的電視片中看到的美國人。
他們非常謹慎，事先沒有打電話與我聯絡，顯然是擔心克格勃或西德對我的電話進行竊聽。他們聽說一位收集軍服的美國商人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出售一部分東德軍服。受東西方之間這種新的聯繫渠道的啟發，他們決定前來拜訪我。
柏林圍牆倒塌以後，我時常收到原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一名特工人員通過傳真發給我的信。信的內容總是非常友好，絲毫沒有對我有所圖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惺的口吻。不過現在我不禁懷疑，他是否也在這一精心製定的計劃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某個人，不知通過什麽途徑，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邁爾的名字和住址，並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待兩位美國客人。他們都是幹這一行的老手，從來不用有可能被截聽的信件或電話與我聯繫，而是通過種種其他辦法，由我的助手傳遞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讓助手轉告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來見我。這兒比我在柏林市內的公寓更為保險。至於他們的來意，頗費揣摩。我已退休4年，現在綁架我似乎有點為時過晚。除此之外，他們又想得到些什麽呢？ 由於不可能再得到情報機構的幫助，我不得不按照這一行的起碼規矩，在房間的夾板中安了一台錄音機，將整個會麵過程偷錄下來。任何對間諜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會見敵人時必須錄下全過程，以免日後受到訛詐。
哈撒韋與我閑聊了一會兒，對德國統一後我的處境和等待著我的厄運表示同情。他對我倍加讚揚，稱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報首腦之一。
我感覺到，他其實對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實麵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報這一行中一個行之有效的老辦法，先主動透露了一點關於他個人的情況，期待著我會投桃報李，透露給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說，50年代他曾被派駐西柏林，密切跟蹤我早期的情報工作。根據他的談話我推測，他肯定還當過中央情報局駐莫斯科站站長，雖然他沒證實這一點。 “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哈撒韋說。
他告訴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見他，他可以保證我來去自由，不會受到逮捕。顯然，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建議。先由迪斯特爾出麵熱情款待我，然後是伯登在幾英裏外等著歡迎我的光臨。席間，迪斯特爾甚至還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況助西德反恐怖部門一臂之力。 該我提條件了。我首先感謝他們不起訴我的建議，但申明我要對從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員負責。
迪斯特爾很快對這場拔河失去了興趣。“沃爾夫先生，不用我說你也明白，我們最終都得進監獄。惟一的差別是飲食待遇的好壞。” 他的意思是，我們這些曾效力於東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國已無權無勢。至於我，更有可能因為叛國罪而坐牢。
老實說，對方的建議對我充滿誘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將意味著犧牲那些曾為我們情報局獻身的人們的自由。那些潛伏在西方的間諜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賣了他們，他們會怎麽想我這個當年被他們稱為“頭兒”的人呢？我對迪斯特爾的宴請表示感謝，但沒有接受他的建議。
“出賣人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幹吧！”我說。 “願意幹的人多得是，”迪斯特爾邊說邊轉身離去。“如果你改變主意，任何時候我都可以陪你會見伯登。”
喊價的人頗為不少。來自另一方的喊價令我愕然，我做夢也沒想到這一條逃往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兩位美國紳士出現在我的鄉間家門前。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地自我介紹說，他們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並獻給我一個大花籃，外加一盒給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們送花籃用意何在，是對我表示祝賀呢？還是給我獻的花圈？
年長的那個人頭髮花白，麵龐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裝，襯衣熨燙得極平整，打一條斜紋領帶。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哈撒韋，是奉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姆·韋伯斯特之命前來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講一口準確而略帶官腔的德語。
我和妻子安德列婭退到廚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菸灰缸。安德列嬌小聲跟我說：“一個官僚。”哈撒韋屬於美國那種狂熱的禁菸者。他極力勸我不要吸菸。我開玩笑說，是檢中央情報局內又在開展一項新運動？哈撒韋哈哈大笑，但笑聲並不熱情，不過是勉強應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紀很輕，體格健壯，自我介紹說他叫查爾斯，是中央情報局柏林站站長。可我覺得他的體格和舉止更像一位保鏢。他很少講話，談話期間從頭到尾幾乎毫無表情，後來我發現他其實也懂德語。安德列婭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關越戰的電視片中看到的美國人。
他們非常謹慎，事先沒有打電話與我聯絡，顯然是擔心克格勃或西德對我的電話進行竊聽。他們聽說一位收集軍服的美國商人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出售一部分東德軍服。受東西方之間這種新的聯繫渠道的啟發，他們決定前來拜訪我。
柏林圍牆倒塌以後，我時常收到原中央情報局在歐洲的一名特工人員通過傳真發給我的信。信的內容總是非常友好，絲毫沒有對我有所圖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惺的口吻。不過現在我不禁懷疑，他是否也在這一精心製定的計劃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某個人，不知通過什麽途徑，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邁爾的名字和住址，並與他取得聯繫，通過他問我是否願意接待兩位美國客人。他們都是幹這一行的老手，從來不用有可能被截聽的信件或電話與我聯繫，而是通過種種其他辦法，由我的助手傳遞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讓助手轉告他們到我的鄉間別墅來見我。這兒比我在柏林市內的公寓更為保險。至於他們的來意，頗費揣摩。我已退休4年，現在綁架我似乎有點為時過晚。除此之外，他們又想得到些什麽呢？ 由於不可能再得到情報機構的幫助，我不得不按照這一行的起碼規矩，在房間的夾板中安了一台錄音機，將整個會麵過程偷錄下來。任何對間諜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會見敵人時必須錄下全過程，以免日後受到訛詐。
哈撒韋與我閑聊了一會兒，對德國統一後我的處境和等待著我的厄運表示同情。他對我倍加讚揚，稱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報首腦之一。
我感覺到，他其實對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實麵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報這一行中一個行之有效的老辦法，先主動透露了一點關於他個人的情況，期待著我會投桃報李，透露給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說，50年代他曾被派駐西柏林，密切跟蹤我早期的情報工作。根據他的談話我推測，他肯定還當過中央情報局駐莫斯科站站長，雖然他沒證實這一點。 “你是個精明強幹的人。”哈撒韋說。